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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的感觉。振奋他们的精神，乃属十分必要。我分别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虽然暂时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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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败，仍有胜利的前途。国民党抛弃了孙先生的革命理想，将会四分五裂；将来可能有汪记胡

记落记等国民党出现，国民党的军人仍将如北洋军阀一样，混战如故；统一中国、反对帝国

主义和解除人民痛苦等革命任务，他们是负担不起的。我们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

中央的周围，继续努力，是可以肩起革命的重任，而底于成的。

就由于我们这几天不懈的努力，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

勃勃起来了。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更有秩序；一切都可以顺序推进。

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

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

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他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

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

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

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

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

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

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

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质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

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时机紧迫，不能多所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

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根据周恩

来同志提出的上述计划，相机处理一切。周恩来约于二十日起程到南昌去了，中共中央由我

看守。这也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当时的局势，微妙而不易捉摸。大约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唐生智、张发奎等由河南回师

武汉的时候，左派人物中，特别属于广东籍的，就暗中酝酿返回广东去的想法。以第四军中

一班将领而论，心情大都苦闷，有点类似当年太平天国内哄时的石达开。这班将领大多是广

东籍，参加革命较早，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影响。他们在两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战功

最大，因而使第四军获得铁军的称号。他们目击革命阵营闹得四分五裂，冯玉样、唐生智等

军阀气味很重，蒋介石、李济琛等的作为又太离谱，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有点看不顺眼。他们

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飘流在外，无所依托，抑郁难申。返回广东的想法，除了思

乡和消极情绪外，还有脱离污浊气氛，先将广东情况改善，再图发展之意。这也就是当时南

伐之说的根源。

第四军是否会反共，说来似乎也是多余的。第四军将领中有一小部分人有共产党籍，如

叶挺、周士第等，大多数是老四军出身，置身其间，与众多的国民党籍将领，同系老战友，

一向并肩作战，从未显露出他们共产党人的特殊色彩。第四军一向都获得两湖工农运动的协

助，工农运动的过火，又与广东籍的军人家属毫无关系。因而第四军并不热心分共，甚至有

些人会觉得分共只是削弱革命势力，特别会损害第四军的战斗力，实无平地搅起风波的必要。

张发奎氏为第四军首领，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一般人的重视。北伐前，他原任第四军

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即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

方面军总指挥。他那时年轻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