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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乘由洛阳来的列车，同时到达郑州车站。在只有一张长

台子的郑州车站的大厅中，张之江、鹿钟麟、孙良诚、韩复渠等十余将领都围着坐在这张台

子上，从武汉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冯部将领中有人说到：“咱们总司令真有办法，你瞧，我

们在西北受够了苦，现在又到了郑州，看来，准可打到北京过年！”也有人特别向我提到冯总

司令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遵行孙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和服从武汉政府。看来，他们似还不

知道冯玉祥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

我在行馆里，忙着设法找寻中共郑州组织负责人，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快我就见到中共

河南区委中新由洛阳来的同志。他转来刘伯坚同志（那时任冯的政治部主任）的口信；大致

是说，冯玉祥对武汉的态度不好，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并说到冯玉祥禁止他的部属（包括

刘伯坚等人）对外作任何单独活动。因此，刘伯坚等不便与中共河南组织经常接触，托他将

这些情形转告汉口中共中央。

刘伯坚的情报证明情势已十分不妙了。我估计如果我径去访问向未谋面的冯玉样，不会

有甚么好结果。如果我去找刘伯坚邓小平（任冯的政治部副主任），对他们又有不便。我乃设

法托人转告加仑邓演达等人，要他们和我联系。

十日上午，我访问汪精卫，适逢来郑州参加会议的谭延辏�锟频热嗽谧�Ｌ匪锟醇�医��

来，就托故走开了，这也表示出当时国共人士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点不自然。汪精卫仍是客

客气气的接待我；他告诉我冯玉祥尚在从洛阳来郑州的途中，他们准备到车站去接他。

我径向汪说明我的来意，指出郑州会议关系党国安危和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我主张极力

争取冯玉祥对武汉的支持，否则前途将不堪设想。至于武汉内部问题如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

都是可以获得适当解决的，似不必多所顾虑。如果冯有甚么要求，我们应当适当的满足他。

希望汪能作有力的发言，使冯玉祥明白支持武汉政府的正统；其方式，可由郑州会议发表文

告，或者由汪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请冯到武汉参加；表示他支持武汉政府的诚意。

汪对我的提议表面上热烈赞成，尤其是关于争取冯玉祥的支持一点。我向他重新保证中

共支持武汉政府，他似也颇感兴趣。不过他的措词有些地方模棱两可；他不敢相信冯会支持

武汉，曾说到不少俄顾问长期在冯左右，应该可以影响冯的态度；假若俄顾问不能影响冯，

那就表示冯已另有打算，他再多说些话，恐怕也是徒然。但他明白答应我，他还是愿意试试，

并允将我的意见与谭孙等人商谈。

郑州会议的参加者，除冯玉祥外，由武汉来的有汪精卫、谭延辏А⑿烨�⑺锟啤⒐嗣嫌唷�

等；前方将领有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和俄顾问加仑将军等。会议一开始，情形就不可乐

观。武汉的要人们，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在向冯诉苦，无非是诉说一些武汉财政困难，中共

和工农“捣乱”等类故事；无形中就把冯推到了仲裁人的地位，似乎武汉这群苦孩子在请求

这位冯大帅解救他们的苦难。这那里是在争取冯来支持武汉政府的表现呢。

当时在河南前线各处奔走的邓演达，是国民党内一位杰出的左派人物，他不满汪的最近

言论，认为汪指共产国际六月一日的电令是意在消灭国民党，未免小题大做了。他极力想维

持武汉现存的局面；曾向汪进言，要求维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但未为汪所重视。他目击郑

州会议的情势，更感失望、十一日，他的一位亲信秘书告诉我，邓说到汪精卫在会议上为了

迎合冯玉祥的意旨，大发其反共的议论，只希望冯能尊重武汉和他个人的地位；可是，冯除

欣赏那些反共议论而外，对武汉则意存轻视。至此，分共是必然的了。邓就要回武汉去料理

后事。

我与汪精卫最后一次的政治谈判是失败了，我对郑州会议已无任何期望。我除了为中共

河南区委工作略作紧急安排以外，在郑州已无事可做了，因而我没有等到郑州会议闭幕，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