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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气力。可是，战争果实的收获者，竟出乎鲍罗庭和加仑的预料，不是武汉，而是反武汉

的蒋介石。

河南战役的作用主要是将冯玉祥军从潼关接应出来，而冯玉祥这注珐码此后竟然加在蒋

介石那方面，使宁汉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时的冯玉祥，原视奉张为寇仇；

主张革命内部合作，继续北伐，消灭张作霖。等到他已出潼关，握有河南等省地盘；他就觉

得赤化之嫌，会不利于他的政治前途；军事实力，才是可靠的凭借。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选

择乃偏向于蒋介石，这是意料中事。

在冯玉祥看来武汉已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六月一日，四川军阀中实力最雄厚的刘

湘，宣布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出师讨伐武汉；

并获得贵州军阀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汉方面自夏斗寅叛变后，长江上游的防务已是非常空

虚，现在又受着刘湘的军事威胁。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蒋介石的压力和汪精卫态度转

向的影响，实行遣送中共党员出境。在中共影响下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

学生会等团体均遭军队检查；中共党员主办的南昌《民国日报》亦被封闭。武汉政府和中共

遭受这些纷至沓来的打击，更使善观风向的冯玉祥觉得，没有为人分担痛苦的必要。

反之，蒋介石的势力却如日方中。譬如盘据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一向在北方处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在北伐军光复武汉以后，他的代表即奔走于宁汉一带，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

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这自然

大大增加了蒋的声势。而且阎锡山在冯玉祥看来，是一个最具实力的邻舍，如果他与他的邻

舍唱起反调，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冯玉祥在未出潼关以前，并未表明他的态度，他在武汉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视同仁的

进行联系。他在武汉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鸣钟。当时熊斌在武汉就向人表示过：

“我们同南京要甚么有甚么，可是向武汉要甚么就没有甚么。”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蒋能供给冯

所需要的金钱，而武汉则无力供应。

冯玉祥在出潼关以后，口里喊的间或仍有“共产国际万岁！”的口号，但实际上则已倾向

于反共了。他曾到过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难中直接得到了苏俄的实际帮助；这自然是为了实

现他个人抱负之故。但时移势易，他又觉得苏俄的帮助，不仅已非必要，且将因此对外受到

打击，对内自讨苦吃。抛弃革命理想，改弦更张，是现实主义者必然的归趋。在这一点上，

蒋介石是先进，他和汪精卫不过步其后尘罢了。

河南战役胜利之后，武汉政府要人们与冯玉祥约定于六月十日在郑州举行会议。会议结

果又促进了武汉的分共。汪精卫的反共理论与冯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这次会议上汇成一股

洪流，冲垮了国共合作。再由冯玉祥与蒋介石接触，形成了宁汉合流的趋势。那时，中共中

央鉴于形势险恶，对郑州会议已不感乐观。汪精卫等人的趋向已经显明了；冯玉祥的动向如

何则还没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

准我到郑州去、我说明：“我的任务是到河南去布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组织能在地下生存，

并设法查明郑州会议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响郑州会议，不致过分损及我们。”政治局

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不妨一试。

六月八日，我搭上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为我特备的专车。京汉路当时受着战火的破坏，沿

途阻碍甚多。但我因与京汉路工人们是“二七”罢工的老战友，得着他们的特别协助，以较

快的速度，于九日下午到达了郑州。铁路工人们预先借妥陇海路的办公大楼，作我的临时行

馆，并为我布置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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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的专车和冯玉祥的重要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