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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譬如当时的

瞿秋白就觉得鲁易的空谈误事，其为害是有过于陈独秀先生的。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的鲍

罗庭，则以不应动摇现有领导为理由，主张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瞿秋白原拟

对陈独秀先生发动检讨攻势，在鲍罗庭这种意见影响之下，也暂时止步了。

大会于是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的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

检讨租主张。真正紧急的问题仍在经常假座鲍公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争论不休，大会

似反成了无关重要的装饰品。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紧急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

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才能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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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所以向重现实的鲍罗庭就从不参加大会，也不予以重

视。因此，在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作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土地问

题等决议，并发表宣言。这些是鲁易、威金斯基、沃林（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俄籍的土地问

题专家）、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许多时间的作品。在政治问题上，大会强调无产阶级应领

导武汉这个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政权，对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蒋介石的叛变。但

中共事实上所做的是随着那些国民党左派政客（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的动摇态度而摇

摆不定。在土地问题上，大会决议，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中共事实上

所做的，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些与大会不符的做法，却出自鲍罗庭的意旨，而他那时

是最能影响中共中央行动的一个人。

制造革命气氛，似乎一直是共党的拿手好戏。当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的泛太平洋

劳动会①和六月十九日在同地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②，一时确也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

神。外国的贵宾们也有不少光临武汉的，如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卓夫斯基以及英美法日俄朝

鲜爪哇等工会的代表，他们受到武汉工会等团体的盛大欢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空

气，在各处弥漫着。

但作为联系这些活动的中心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日益陷于瘫痪的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