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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张静江则因害怕武汉革命气氛之高涨，所以留恋南昌，阴

谋破坏建都武汉的既定政策；蒋氏则志在独裁，企图对国府置之于自己肘腋之下，等等。南

昌方面则纷传武汉的联席会议组织之不合法，不过是共产党藉之以作为反蒋反革命的手段。

革命内部纠纷至此已达危险边缘了。

一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寿华同志为代表来到武汉，与我举行重要会谈。他的目的

是要知道武汉方面的内情和我们的做法。我将武汉南昌间争执的内幕及其严重性详细的告诉

他，要求他转达中央，速谋应付方略。

我向他指出，武汉南昌间的争执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共的分裂，甚至发

生武装冲突。目前双方已各走极端，征之已往史实，蒋氏是会不顾一切蛮干下去的，鲍罗庭

也不会再行采取妥协步骤。现在是中共中央急起应变的重要时机了。

我向他说明，现在仍有两途可循：一是中共自居超然的调人地位，以缓和武汉南昌间的

争执，使问题局限于谈判范围之内。就目前实情观察，这点恐不易做到；即使试行，最少也

要整个中共中央速来武汉，先与鲍罗庭商谈，才能进行。二是中共中央完全赞同鲍罗庭的既

定政策，积极准备力量，坚决予以贯彻。在我看来，不管中共中央愿意与否，事实上恐非走

第二条路不可了。

我向他解释目前中共的步骤是相当凌乱的，武汉方面已有许多问题不易解决。湖南方面

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已引起武汉内部的不安；这与鲍罗庭缓和武汉内部矛盾一致对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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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方针，又是不相配合的。江西中共的组织处于对蒋斗争的前线，领导力薄弱，我无法照顾。

广东更是一个重要据点，我在这里却无法与之取得密切联系。在冯玉祥方面工作的中共党员

我又一直无法联络。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非中共中央速来武汉不可。

我建议中共中央不必过份重视上海方面的工作，因为上海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坚强基地，

如果蒋氏占领了上海，可能要屠杀中共党员的；至少中共中央在那里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

中共中央如果搬来武汉，可以加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至西北等区域工作的领导，积极

武装工农群众，来应付这场生死交关的斗争。

汪寿华这个青年同志（原名何金亮）系留俄学生，曾在海参威华工中做了几年的工会工

作。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委，直接领导

上海工运。他虽然很能干，但不免少年气盛，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他曾向我夸耀上海八十万

有组织的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的经过等等。

他又向我描述上海的国民党员钮永建、吴稚晖等对中共的态度良好，已组成一个国共联

席会议；一切工作都在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上海的青帮首领杜月笙等与中共关系也很密切，

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杜月笙见面；上海没有流氓捣乱工会的事件发生。他说明中共中央对于上

海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如果北伐军打到上海，上海必将在中共掌握之中。他这些话，显

然没有充份了解武汉与南昌间争执的严重性和上海社会的实际情形。我曾严重的警告他，这

是一种极有害的幻想；既没有觉察帝国主义的利害，也为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了。

汪寿华应允将我的意见转达中央，他个人并极力予以支持。在他行前我还向他说到许多

事是不能用通讯方法解决的。上海武汉间几次来往的人，都没有达成任务；这次我希望他能

不虚此行。谁知汪寿华到达上海之后，我的建议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最可痛的是这位

天真的汪寿华本人在该年四月十二日清党的前夕，在杜月笙的客厅中，被绑走断送了性命。

二月间，威金斯基继汪寿华之后，由上海来到了武汉；这似是我从上海方面得到的仅有

答覆。他此行目的，是来和我与鲍罗庭商谈对蒋政策。但他除与鲍罗庭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