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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和叶挺团部的一些中共同志们举行会议和分别谈话。据他们告诉我，独立团从五月

间进到湘南以后，先后曾经过八次重要战役，虽有相当重大的伤亡，但每次都获得辉煌的战

果②。该团与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一直在右翼作战，担任着主攻的任务。他们以击败吴佩

孚而自傲，觉得第四军较之其他各军出力最多，战斗成绩亦最好。在攻城战中所受损失，正

在力谋补充之中。

他们一致称赞中共所领导的湖南工农运动。指出他们在进军途中，沿途都有农民欢迎他

们，农民组织曾供给他们必要的运愉队，协同他们作战，为他们带路和供给情报等等。所遭

受的伤亡，很快就得到补充；安源矿工入团参军的就有约四百人，水口山的矿工和各县农民

也成批的加入；因此，战斗兵的数量有增无减；最难补充的倒是中下级的干部。他们还说到

第四军的其他各团在湖南也得到工农群众的类似协助。

几天后，该独立团在一次武昌城下的肉搏战中，续有重大的伤亡；使叶挺团长大为激动。

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同志赶来汉口，惊惶失色的告诉我，叶团长并未报告师部私自到上

海去了。他行前曾叹息着说：“独立团伤亡如此重大，似乎无人爱惜；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了。”

我当即指出在战争紧张时期，私自离开部队是违犯军纪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有这种行动，

也是违犯党纪的。不问这种行动基于甚么理由，都是不许可的。

中共党员能否避免承袭一般军队不守纪律的恶习，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验。我一面嘱咐

周士第暂行代理团长职务，一面用种种方法去把叶团长追回来。约一个星期后，叶挺终于回

来了。我要求他在独立团的中共党员会议上，公开承认违反纪律的错误。叶挺照这样做了。

接着我在独立团约五十名中共党员的会议上讲话，着重指出军纪党纪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在

这方面做一切军队的模范；愈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愈应以身作则。叶挺同志现在赶回来

了，也承认错误了，一般同志仍应照常信任他，服从他的指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于当

时具有中共党籍的军人同志的修养，自是重要的一课，而且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也因而加强

了。

我们对于当时北伐军兵源的补充尽了一切力量。独立团的损失固然迅即得到补充，对其

他各军，两湖的中共组织，亦不断的动员工农群众予以接济。这些表现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

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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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国庆那一天，武昌城终于克服了。守将刘玉春被俘，他的部队全部

被缴械。这个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粮食日尽，外援已绝，而革命党人在城内外的种种活动，

又使敌人失去坚守的信心。当日清晨，敌军一部开城投降，因而没有发生严重的战斗，这个

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复了。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局面由是形成。

我在当天跟着部队进到武昌城内，会见了陈潭秋等中共湖北区委同志以及我在上海时所

派来做暴动工作的余洒度等那一组人。战后聚首，欢欣逾恒。据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困在城

内约四十日，做了许多秘密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布告、传布北伐军胜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动

军警投降。余洒度等还投过几次炸弹，扰乱人心。守军为内外交逼的革命声势所慑，遑遑无

主；即对于城内的国共两党人士的破坏行动，也不敢过分镇压。因此，只有少数人被捕且均

在收复的当天就安然出狱了。同志们多以能在武昌城内为北伐尽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区委会于武昌克复后，仍集中到武昌城内办公。当时，武昌是由第四军卫戍的；

汉口则由唐生智部驻守。中共与第四军比较接近，觉得他们是老牌的革命军，湖北区委能设

在他们所卫戍的区城之内，心理上总觉得较为放心。湖北区委办公处设在一条被没收了的遗

产的弄堂内，街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弄堂中有几所房屋，都是由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