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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没有意见上的参差。我们讥笑初出茅庐的蒋氏所做的一切，不免是粗枝大叶的“急就章”；

而且这位自行加冕的拿破仑，似乎是向着反共的目标迈进了。在蒋氏眼中，共方的议论，只

是不切实际的高调；甚至有共方“别具心肠”的疑虑。事实上，蒋氏当时抢尽了镜头，共产

派已降格为无足轻重的啦啦队。但共产派是不甘示弱的。他们在北伐工作中，沉着坚定，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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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有不屈不挠的气概。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动员令颁布以后（也许是七月九日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

的前夕），我在广州已经居留了近四个星期，又匆匆返回上海。那时北伐已成定局了，国共两

党的联席会议也确定暂行搁置了。我须返回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所举行的扩大会议；商讨对

北伐的全盘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听取了我“广州之

行”的报告；陈独秀彭述之等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对北伐的估计未免过低。他们认为北伐军

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这种看法较之老成的军事家加仑将军的估计，显然还要保守些。

他们似是太重视了北伐工作中同床异梦的种种迹象，而忽视了传统的革命精神所能引起的作

用。也许是受上海报纸言论的影响，因当时上海多数报纸对北伐很少作有利的报导。此外，

主观上他们也许想到，北伐的进展无异是蒋介石反共气焰的高涨，无意中就有些抹煞事实，

作接近主观要求的想法。会议所通过的政治议案，曾指出“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是防御

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北伐”⑤。这种看法，事实上使中共

对北伐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当时中共党员已增至三万人左右；湖南农民协会已拥有约二十万会员。中央这种消极性

决议，与当时显然大有可为的形势是不相配合的。会议虽然也通过了团结左派、打击蒋介石

派、强调民族联合战线、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夺取地方政权和渐次发展工农武装等等决

议⑥，但不免流于纸上谈兵。中共中央并未抓紧时机，在北伐中增强自己的势力。

这曾引起谭平山、瞿秋白和我的公开表示不满。我们认为反对蒋介石和对北伐采取积极

态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认为北伐是进攻的，是可以夺取武汉的；而不是防御的。我们

指斥彭述之等的书生之见笼罩了中央机构，只会做空洞文章，忽略了当前实际任务。我们要

求对北伐采取积极行动；因为在北伐竞争中如果落后一步，后果将很坏。但我们这些主张，

被视为“联合反对派的公开表现”。

同时，广东区委也对中共中央表示了不同意向。他们强调中央对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是

不够彻底的；主张在北伐进展中要提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土地革命口号，以期动员广大

农民完成北伐。这些争执，就是后来中共中央领导陷于分崩的伏线。

不久，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多数的估计是错误了。北伐军于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之后，八

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以各别击破的策略，直指武汉。中共中央这才在这些剧变中，逐渐改

变对北伐的观点；采用较积极的政策，但已经是落后一步了。

在此时期，我是中共中央动员中共党员参加北伐战争的唯一负责人。前此，我往来沪粤

之间，担负着紧急任务，自然没有时间去处理中共中央的经常工作。八月初，我才交卸了中

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委的职责，由李立三接替，我自己则专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

并确认它具有动员中共组织及工农民众团体参加战争的职能。可是，那时军事部等于一个空

职，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屑碎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还远不能说是一个战斗的指挥部。我们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工作，虽积累

相当的经验；但对指导战争，则仍是门外汉。在这一点上，我们当时万万比不上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