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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庭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

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这在鲍罗庭看来，如果修改了或取销了反对

帝国主义的政策，那简直就不是国民革命了。中共在广州的同志，认为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

还应该是革命政纲的实现。他们认为巩固广东根据地和实行北伐应同时并重；仅株守广东，

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损及广东的巩固，也属不智。中共这些见解，国民党部分左派人士也

有同感。

一般说来，广州的中共同志对北伐是积极支持的。五月初，中共党员叶挺所统率的第四

军独立团出发入湘的时候，我曾极力予以鼓励。叶挺原系粤军系统的中级军官，是当时中共

党员唯一握有军队者，而其中共党籍又未为人所觉察。在三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曾秘密调了

四十多名军人党员，去充任该团的中下级干部，因该独立团是中共可幕后控制的；也是后来

中共军事的资本。我曾召集该团的中共党员举行会议，鼓舞他们英勇作战；筹了一笔可观的

经费，为他们作补充弹药刺刀等军需之用；我还指示他们如何与各地中共党的组织联络，俾

能帮助他们解决沿途兵源缺乏以及补给等问题。

六月间，广州的中共同志都在为争取北伐胜利而积极配合。由于他们一向领导工农民众

团体，又握有军中政治工作的实权；因而他们的活动就偏于军民联欢、动员民众以人力物力

去援助军队等方面的工作。当时北伐军标榜“不拉夫”、“不扰民”、“公平交易”等口号；但

在广东境内，正在调动中的军队，仍发生过一些军人横蛮强拉民夫的个别事件。所以中共广

东区委会觉得这次军事行动，已不如前此统一广东的战争那样受到人民的拥戴。他们强调北

伐军应首先爱护人民，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削平军阀的任务。

我曾为此事访晤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他担负实际筹划北伐工作之责。我向他提出，

如要北方民众“革食壶浆，以迎王师”，北伐军务须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既定政纲，制定各项实

施细则，并通令严格遵守。但他所关切的却是铁路工人，破坏敌军后方交通等与军事行动有

关的实际工作。

上述这些对北伐的不同见解，是蒋氏与共产派的分歧点。俄国顾问与中共同志之间，当

时则没有意见上的参差。我们讥笑初出茅庐的蒋氏所做的一切，不免是粗枝大叶的“急就章”；

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