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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民军在北方遭受挫折，段祺瑞政府乘机于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屠杀示威学生；继之是广州

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得到冯玉样的支援，发动了反张作霖的战

争。十二月二十三日，张作霖得到日本的军事协助，歼灭了郭松龄的进攻。接着就是国民军

与奉军的正面冲突，进而演变为张作霖与在鄂的吴佩孚联合围攻国民军的局面。当冯玉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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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国民军驻兵天津大沽口，设置防御工事，以抗拒张作霖的海上进攻时，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大

沽口不得设防的规定，炮击大沽口的国民军，并会同签订辛丑条约的英、美、法、意、荷、

比、西等七国，于三月十六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拆除防御工事。

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撑。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前后，国民军重要据点的

天津已在三面包围中；由山海关进攻的奉军和由山东进逼的直鲁联军—李景林、张宗昌部—

均抵达天津附近；沿京汉路北上的吴佩孚军于攻占河南之后，前锋也已达石家庄；同时国民

军又遭受列强的干涉；因放弃天津，向北京退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国共两党领导之下，因抗议列强干涉中国内战，

要求取销辛丑条约，举行示威请愿运动。当学生队伍群集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的时

候，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击毙四十余人，伤百余人。当时北京是由国民军卫戍的，段祺瑞

之敢于这样做，显然是鉴于正在退却的国民军大势已去，因而屠杀学生向奉系势力讨好；并

迎合日本和其他列强的要求。这件事曾激起各地民众的愤怒。

中共中央讨论这个紧急局势之时，颇有手足失措之态。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虽有苏俄

为其援掖，而反对冯玉祥的则不仅有张作霖、吴佩孚的优势军事实力，而且有日本及其他列

强的支撑。这个联合的反动势力高唱“反赤”，而这个口号的作用是在于孤立和分化革命阵线，

使反帝运动不能抬头。国民党石派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迳指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反帝、

反北京政府的运动为赤化运动，到处诬蔑破坏。我们估计要重整五卅运动的精神，予反动势

力以迎头打击，是有点形格势禁的。

紧接着广州又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这件事对中共说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当

时上海各报纸都用大字登载着：“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

“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消息。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认为又是帝国主义者造谣。等

到这些消息被证实了以后，我们深觉这件事发生在整个局势逆转的时期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中共毕竟是成长了；我们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要求，使我们有排除万难的决心。

我们无暇再谈鲍罗庭与中共中央间的歧见，也不再计较领导内部的分歧问题；大家都聚精会

神商讨对策，来挽救这个局势。

我们商讨的结果，认为无论三月二十日的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或者

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

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的说，

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

决的左倾错误（我在第十篇中已提及过）。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

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中共中央并决定派我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陈独秀先生在

说明这个决定的时候，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似是为了冲淡我们之间所有

过的芥蒂。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根据这个决定我又一次赴穗，

担负着比前次更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