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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问题、罢工结束问题和农民运动的问题等，一时

都不会影响大局，等他从莫斯科回来后，那时莫斯科上海广州间的意见趋于一致，再行处理

不迟。

谁知事态变化之速竟出乎鲍罗庭的预料，等他在三月二十日，再回到广州之后，一切都

脱离了他的掌握，一切都变化了。其实，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蒋介石将军即对黄

埔内两个团体对立的状态，发表过演说，表示出不能再容忍的态度；而鲍罗庭和中共的反应

是太迟钝了；以致“三二○”的不幸事件，终于上演。这些往事，即使现在看来，似也不能

责备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处理不当，主要是由于鲍罗庭的太过自信，没有掌握时机，在这次

大会上解决问题。

①汪精卫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特别委员会的组织，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

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的。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的决定；实际是由鲍罗庭所主张。胡汉民所作《革

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载《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一文说：“其时精卫亦在汝为（即许崇智）处，

力主邀鲍罗庭来，他说：‘必须请鲍先生来，大家共同研究’，鲍罗庭来后，便说：‘应该组织一个特别委员

会办理此事’。于是开临时会议，由鲍罗庭提出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三人为特别委员，将当时党部政治

委员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这是可信的。

②据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一六六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此次大会完全在共党操纵之下，全体

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约占五分之三。”这不特与我所记忆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与当时中共中央

的决策是相左的。

③胡汉民以全体代表的票数当选，汪蒋均较胡少一票，本应列为各中委之首；后经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商

得汪精卫同意，将胡的排名改列在汪蒋之后。

第十一篇　三月二十日前后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烦恼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

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

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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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贴切不过。

当中共中央讨论我“广州之行”的报告时，都觉得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与

上海广州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中共中央人员，以陈独秀为首（包括我自己），都认为

根据鲍罗庭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合并为一的所谓进攻政策，发展下去，不外两个结果：一

是中共霸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硬干下去，身居领导之衔，却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国民党党员

包括左派在内都会群起反对；终将因树敌太多，形单势孤，不在国共纷争中垮台，也会被帝

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优厚势力所摧毁。二是中共软化下来再也不谈独立的政治面目，将自身也

变为国民党左派的一分子，专为现在广东的左派领导捧场，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办法，降格

之外还要自食苦果。如果否定鲍罗庭的意见，照中共中央原定的政策进行下去，势将走到退

出国民党之一途。何况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原则之下，改采党外合作的方针既不可能，又无

多党组成的国民会议或联合政府这一套办法可资凭借。

在这种尴尬局面中，我们之间的意见也有分歧之处。彭述之曾斥鲍罗庭怂恿广东区委同

志反对中央决议，是破坏中央领导的行为。他并且质问我为何不将中央决议公开发表出来，

并命令广东区委同志遵照执行。这些话的用意，自然包含了对我的不满。瞿秋白则有相反的

看法；他称许我在广州时，能持重视广东同志意见的态度，认为既能大体贯彻中央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