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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不暴露内部的分歧意见。

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广东区委会的一份文件，指责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前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主张改用向右派进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在我离开

广州以后，他们根据鲍罗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们多数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纳这个文件的建

议。

我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等候共产国际指示；对广东区委会的文件，也暂不予以反驳。这

时，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鲍罗庭又将继之回国；他们显然要在莫

斯科作一番彻底的商讨。中共中央没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这种讨论，但又势必等候他们讨

论后的指示；这使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憾事。虽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传

统，对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独立自主的速决速行，而要听命于远在莫斯科、

对中国实情又十分隔阂的共产国际；这是一切困难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

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干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维诺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正展

开了激烈的斗争；因而莫斯科对中国问题似未能全神贯注；我在上面所说过的广东方面的一

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没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鲍罗庭等重来中国，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后；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了。

中共中央所面对的困扰，除了上述的这一主要政治问题之外，还有负责人之间情感上的

隔阂问题。我们这些负责人，性格各别，生活情调也不尽同，例如当时彭述之的罗曼史，本

是私生活的不检行为，却成为我们内部分歧达于表面化的始点。我在这里简略叙述一下，也

许可以从中看出中共成长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后几天，由于蔡和森的主动，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传部办公

处，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及其秘书郑超麟等均住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蔡和森

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蔡系在我离沪前几天到北京去的，大约与

我同时返沪），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

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

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

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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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这件有关私人生活的事，我们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时似不便表示意见。经过一度沉默

之后，陈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不

能自我约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这件事，就他们几个人的个性看来，也并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

一个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个工作特别艰苦的同志。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

住一个短时期，我们两人的睡房只隔着一层木板（那时向警予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他会整

天不讲话，埋头阅读和写作；当他接触到有趣味的文句时，就独自发出格格的笑声。他患有

严重的气喘病；病发的时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风箱，呼呼作响；但他从不听人劝告，

中止工作，好好养病。他往往记不起吃饭，进膳的时间当然不规律，他室内的书刊报纸，堆

得乱七八糟，没有秩序，甚至不够清洁。他疲倦了，会不解衣不脱鞋，倒在床上就睡；一会

儿，又骨碌地爬起来继续工作。

每当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还在那里写文章看稿子。他常为了思索一个问题，在房里

踱来踱去；他穿的那双粗劣的皮鞋，发出沉重的声音，吵得我这个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

睡。我有时因此索性起来帮同他工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