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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购买食物之用；这也是狱卒们榨取油水

的主要来源。犯人们向看守所长领取存款时，照例由看守所长扣去三成至五成，再由值日的

牢头拿这剩下的钱去购买食物，他又必从中至少扣取三成，食物买好或做好之后，再分成三

份，牢头们、犯人头目及出钱的本人各一份。因此，出大洋一元的犯人，实际只能得着价值

约一角的食物。这几乎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狱卒们要按着这个规定调整一个秩序出来，以

便他们各人所得的油水相等。

如果有几天没有油水可揩，狱卒们就用殴打犯人的手段来设法榨取。如果某一天购买食

物的犯人很多，总数在十元以上，就能成斤的买来猪肉，成包的购买强盗牌香烟（经常是零

枝购买的），那就是我们看守所大家高兴的喜事。这时狱卒们会认真料理这些食物，大家吃

完之后，还要大加品评。

这个看守所的犯人是整天被关着的，不需做工；每天只轮着两个犯人打扫院子，卫生条

件很坏，疾病也很多。监狱里还迷信不能捕杀耗子，因此，耗子多得可怕，每当我吃饭掉下

几顺饭粒在地上时，耗子大军就从各个洞口结队的向目的物搜索前进；我睡在炕上时，往往

从破烂纸糊的天花板上掉落一个或两个互相打架的耗子来，有许多次竟掉在我身上。臭虫也

特别多，我曾用十天的工夫捉了一小盒，成绩似不下于名记者邵飘萍②。蚁虫每晚都在奏着

曲子，与害疟疾的犯人的呻吟互相呼应。

这个看守所简直是一个无人干涉的小偷养成所。原来犯人中的多数本是小偷，而其中多

数的惯贼又互相认识；他们在一道，终日无所事事，只有研究偷扒的经验与技术；就是初犯

的，经过他们的熏染，也就入了这一行成为惯贼了。有一次捉进来一个未成年的小偷，第二

天便被其他的犯人殴打，在那里哭泣不已。在犯人们被放到院子里来作十分钟的散步的时候，

我问这小孩的年龄，他说是十七岁，但正确的算法还不满十六岁，他这次因饥饿偷窃食物被

判处徒刑一个月。当我问他为甚么被同监者殴打时，他说是他们逼他拜师父，他情愿拖洋车，

也不愿干这一行。谁知那个脚带铁镣的犯人头却因此怒月相视，我只有转脸向他说：“怎么？

你不喜欢我管这件辜吗？你可不能打这个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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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这个看守所也是吗啡客经常出入之地，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或者几个被捉进来和被释放出

去。这些被捉到的吗啡客通常总被判一个月上下的徒刑，但实际往往不到三天就被释放了。

这些人的景象实在令人可怕。满身都是注射过吗啡的针孔；发了瘾的时候，呕吐不已，声音

十分难听，似乎就要断气的样子。我起初还以为这个衙门是基于人道观念将这些吗啡客提早

释放，谁知却另有内幕。

我同房住的那个看守兵向我泄璐了这个秘密。这个兵油子是十足的旗人模样，当口袋里

有几文的时候，就换过便服，大摇大摆的去坐茶馆，多数的时间，总在那里哭穷。他告诉我，

步军统领衙门在满清时是个肥缺，现在变穷了，收益都被警备总司令部和警察厅侵夺去了，

只能偷偷摸摸的收些吗啡捐。大宗贩卖吗啡的有日本人，也有本地“棍子”。由这些批发商

转卖给分布在北京城内的许多吗啡馆，这个穷衙门就向那些吗啡馆收捐，表面上却还要表示

禁卖。他指出那些吗啡犯三天就放走了，正是明禁暗捐的道理。如果认真禁止吗啡，或将这

些吗啡犯都强制戒绝，那么，这个穷衙门就连吗啡捐这点油水也揩不到了。

我听了他这些话，不寒而栗；我向他指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哼着回答说：“伤天害

理的事还多着哩！”等我要求再讲些故事给我听的时候，他又笑着说：“得拉！留着脖子多啃

几天窝窝头吧！这个年头，我甚么都不指望，一心只想袋里有几文，在茶馆里一坐，喝上一

壶香片，日子就混过去了。”这个兵油子的这段话，活活刻划出当时北京衙门的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