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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那个那毒虫，不让我们跟建猛耍，哼！硬撵我们走。”建刚抓着张鸿远的衣襟首先告起状来，平日里听惯刘瑞芬她们称周玉香外号“毒虫”，所以也称婶婶“毒虫”。

其实张鸿远刚才也看到了建猛，他瞪了建刚一眼，似乎是责怪儿子说话没大没小，不懂礼貌，他说：“以后你们就少去。该不去就不去，建猛就安心了。”

“爹，没人跟猛子耍，猛子不想让我们走，真可怜。我们想猛子。”建诚的小眼中流着泪说道。张鸿远的四个儿子中，建诚最富有同情心，最仿张鸿远。

张鸿远的眼圈也红了，一语未发，搂着两个儿子，向老爷庙走去。

老爷庙座南面北，背靠大南坡，面朝前头沟和里头沟中间的界沟。

从登云山山脚下流出的河水经过松树垴穿过里头沟，在老爷庙前形成一个盘旋之势，环抱老爷庙。雨季来到的时候，沟里会滚下凶猛的洪流，洪水冲击着老爷庙西侧的高墙，砌墙的石头冲没了，只有一堵穹形土墙，墙上偶尔会长一些开着黄｜色小花的水草和酸枣丛。

老爷庙是文庙还是武庙，上学的学生都不知道。供奉在正殿的圣人早已被毛主席像取代了，人们找到了最现实、最贴切、最能带来好处和灵验的崇拜物和信仰了。传统的迷信和信仰已无法统驭这个时候的老百姓了。老百姓真正崇拜的偶像只有一种，那就是能够统治他们的君主或圣人：当他们的统治者开朗爱民，便将君主和圣人合二为一加以崇拜；当统治者昏聩无能的时候，便崇拜那些早已不在人世的被美化了的圣人，以安慰现实中痛苦的心。

这是个关王庙。现在武老爷关圣人早不知去什么地方躲起来了；大殿里所有能抬得出门儿的石碑已不见了，只有两块宽一米五、高二米多、厚达二十多公分的石碑被立放在大殿的南墙下和外檐下；大殿耳房、正殿、偏殿成了教室和老师们的办公室，武圣关帝的行宫成了当今孩子们的学堂，想必他老人家是不会见怪的。

圣人，是大公无私，爱民庇护天下生灵，肯定不会由于得不到供奉烟火等一己私利而发雷霆万钧之怒吧！

这时课间活动的学生们像花果山上的猴子似的，在庙四周坡上、田里、树上、墙头，你追我打，跳、蹦、拉、拽，乱作一团。张鸿远看着自己的儿子们汇入看欢快的游乐场，心中多少涌起一种快慰，当他转身要下台阶之时，只见台阶下的圆门旁一群稍大点的学生围成一堆，中间围着个人，那人是里头沟的吴志愿。

吴志愿，比张鸿远大一两岁，原名叫吴臭小，五二年参加志愿军赴朝鲜作战时，改名为志愿。战争结束时，吴志愿复原回村。吴志愿性格内向，认真心细，只是个子粗短，一只像被打扁似的大鼻子蛮不讲理地横在那张黑脸上，令人伤心地加重了吴志愿的丑相。然而，吴志愿却暗暗地看上了前头沟漂亮的姑娘张玉兰。但谁也不知道吴志愿心中恋上了张玉兰，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恋上了比吴志愿小五岁的大脸庞姑娘。

“大脸庞的姑娘人人都喜欢。”村里的人都这么说。当然也就不只是吴志愿一个人喜欢张玉兰。张玉兰脸大、眼大、嘴也大，修长的鼻梁，丰厚的嘴唇，丰厚的胸，对于到了成家年龄而还没有娶上媳妇的年轻人来说，张玉兰的长相和身段是一面魔镜。

然而，那年秋天张玉兰嫁到了山庄村儿，当天下午正在推着碾杆碾谷的吴志愿一言不发，双眼直视前方，泪水一串一串滚到碾杆上，那满是裂纹的碗口粗的灰色碾杆上湿了一大片。

从那天开始，人们才知道吴志愿得了相思病——疯了。从此，以红土崖至山庄村五里地之间为中心，以三五里不等距离为半径的圆形地带内几乎都能见吴志愿的身影：吴志愿不哭不叫、不蹦不闹，天天、月月、年年平静地不住气地四处游荡，走到哪吃到哪，睡到哪，而且还唱到哪，不知吴志愿是在寻找什么？还是在期待什么？

此刻，张鸿远看到吴志愿周围的学生们越聚越多了，庙前的平台上也站了不少学生。

这时，史吉来家的三牛小拿着一块糠面干窝窝片说：“志愿，唱一个《扒碾杆》。唱一个给你一块。”

吴志愿脸上挂着一种永不消失的笑。谁也弄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笑，既不是得意、愉悦、欢欣，也不是嘲弄、讥讽、尖刻，那是一种千军万马的笑中没有的笑，那是万古千年都不曾见过的笑，但那是吴志愿脸上被定格了的一种既有活着的笑意，也有死去的不朽的笑，特别的笑，属于他的笑，只有他才有的，因此也可以称为，伟大而永恒的笑。

吴志愿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