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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公里一带山高险峻、峭壁悬崖、奇峰林立，经常有危石被风吹雨冲滑下来。巡道的时候，我就多加了十二分的精心，我冒着雨认真地查看平时已经查看到的危石，看着风向，分析雨势对危石的冲击。本应每公里十二分钟的路，我却在大雨中停留了半个多小时，确认无误后才放心地离开。当我快走到无人看守的道口时，忽地发现一辆拉西瓜的车卡在道口上。这时候，已听到卓资山的方向来车了，那应该是一趟客车。曲线多，司机了望条件不好，如果西瓜车不能很快从道口上下去，一但列车从弯道处拐过来，有可能来不及刹车，后果不堪设想。我已经听到身后机车的鸣笛声，我急了，没有半点犹豫，立即返回去，用最快的速度冲到曲线中间点燃了火炬。一团蓝红色的火焰在雨中跳动。火车司机很快就发现了，马上采取了紧急制动，车轮冒着火花停了，那刺耳的刹车声传得很远……

停下来的火车距离道口不足二十米……

回到工区后，我把情况向工长汇报了，工长说段调度来过电话，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他疑惑不解地问我：“这个时间按巡回图你应该离开道口至少两公里了，你怎么能发现和防止车毁人亡事故呢？”“因为担心574公里处有危石滑下来，所以在那儿多巡查了一会儿。”

一个彩色的皮球滚到我们脚下，张义明弯腰拾起来。一个大约有七八岁的男孩子跑过来说爷爷把球给我。张义明拍了拍孩子的头，一扔，球在地上弹了几下，孩子跑了过去。我问他：“这是您的孙子？”他摇摇了头。我一下想起来，在工区里，工友们一提起张义明就说他有“三个不在”。当时我没有认真听。当我提这个事儿时，他的神色有些黯然，缄默了许久。

那是我心里的痛。一不在是爱人生三个孩子，我不在身边；二不在是两个儿子结婚，我不在身边；三不在是母亲去世我不在。

那年，工区抽换枕木，人员紧张。爱人来信，信中说母亲最近一段病情很重，常在昏迷中念叨，爱人说无论如何让我抽出时间回去见母亲一面……

当时，看完信后我很难受，我想拿着信找工长。可是，当我走到工长办公室时，看见屋里几个人还在灯下研究工作，只听见工长说：“明天不能这么干了，战线拉得太长，对安全不利，还有今天又有两个职工晕倒了，现场人手不够，拉不开拴……”我在门外犹豫许久，最后还是把信悄悄地装进衣兜里。

两天以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供销社给家里打长途电话，爱人在电话那头哭着告诉我母亲已经去世了。老人家在弥留之际，还念叨着我的名字。

母亲去世后，我的心时时在自责、愧疚，我不是一个好儿子。

结婚快三十年了，和爱人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一年。

说到这儿时，张义明眼圈微红再也说不下去了。

人的一生总会有得有失，得失之间的喜与悲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对于张义明来说，在得失之间他选择的是牺牲，一种无私的牺牲。为了铁路，也为了畅通。太多的溢美之词会损伤了他的情感，还是让他安静地生活吧。

告别张义明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我走出很远的时候，回头看他仍站着向我挥着手，碎金一样的夕阳下，他的身形如同一幅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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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钉（1）

学技练功，这在福生庄的职工中成了是一项日常的工作。休息的时候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谁也不服谁，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服，咱俩练练。

在工区住的这些天里，听到过关于李广瑞打钉的故事。本想找找他，但听说已经离世了。斯人已故，但故事流传至今：

解放初期的第一代养路工在异常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与天斗与地斗与敌特斗，保证了铁路的畅通无阻，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大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但他们就凭着对铁路的热爱、对新生活的憧憬，刻苦地磨练着自己的生产技能。

“飞钉王”李广瑞便是杰出的代表。

建国初期，福生庄的线路还是38kg的轻轨，并且全部是木枕，连接木枕的便是几枚小小的道钉。

打道钉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抡一天大锤下来，浑身像散了架。

不会使锤的人劲用的大，道钉砸下去，浮、离、仰、爬、斜、歪、扭，起不到紧扣钢轨的作用。

一般打道钉的要领是一稳、二准、三狠、四轻拍。但李广瑞打锤，最多三下。三锤下去后，只有豆大一个点，恰如豆花点。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