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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问臧教授有什么结果，臧教授说：“哦，更加确认了你是多发性骨髓瘤。”我父亲一听，心想：你没确认我是多发性骨髓瘤给我化疗干什么？于是心中有疑惑，就私下问了那个科的另外一个主治医生李大夫。那个李大夫还算有点良心，看左右无人就偷偷对父亲说：“这个检查确实没有必要，你这种早就确诊了的病人，可以不做。”

还有一次是个实习学生，晚上十点多钟突然开了张单子要我父亲第二天去做个胸透。其实我父亲在住院前、住院后，因为胸部疼痛，一再误诊而已经连续做了不下十次胸透了，干吗冷不丁的还要胸透？我父亲觉得其中蹊跷，坚决不去，那学生见状失望地走了。我估么着，那学生估计是打算了解了解骨髓瘤病人的胸部状况，可惜我父亲没满足他的好奇心。

方法五，迷人的帐单。

这世界上有很多未解之迷，而医院的帐单就是这未解之迷中的一个。每次从医院拿来帐单，我和我母亲都得像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样仔细揣摩、研究一番，但是往往还是一头雾水（霸气　书库　…。。）。间或也有例外，比如前面我曾提到的八个实习生的手套费用问题，我们看出来了，与医院交涉后医院不得不没好气地退还了这些钱。然而还有很多我们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比如明明没有开空调却要收空调费等，我们无法找到答案。不过有一条永恒不变的定律，那么这些迷人的帐单无一例外是“错误地”多收了患者的钱，而不会“错误地”少收了患者的钱，假如你能发现问题的话。医院的“错误”也是这么可爱，永远只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假如我们的国有企业也会犯这种“美丽的错误”，那国有企业没有一个会亏损的。当然，帐单上这些迷团所涉及的金额要远远小于前面几个因素的金额，和它们比起来，迷人的帐单只算是“温柔一刀”。

方法六，自费的试验。

前面提到二○○○年国庆节我去北京找工作时，碰到了那个归国不久的女医生，她向我讲述了一些医院和医生拿患者做人体试验的事情。当时我父亲只是刚刚开始拉肚子发烧，还在做一些常规的小治疗，也就没当成回事。当我们频繁地开始与A医院打交道之后，我才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医生所言不虚。

逐渐我们也看出来了，虽然臧教授据说是什么全国有名的血液内科专家，但人家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给我们这样的普通患者看病上。他一方面忙着发表论文，忙着研究新的治疗手段，忙着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另一方面也忙着升官——就在父亲住院的一年里，臧教授从血液内科副主任荣升为主任。虽说A医院是全国都排得上号的大医院，里面专家教授济济一堂，但我们终于明白那些专家教授根本不是给我们这号普通老百姓看病的。父亲的化疗方案其实早就定了，无非是长春新碱、玛法兰、阿霉素、表阿霉素几种轮换着用，每次真正负点责的不过是走马灯似地更换的管床医生。

我父亲由于这个病导致极度的骨质疏松，骨头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动作都做不了。我们不懂医，想象不到父亲的骨头脆弱到什么程度。按理说做医生的你得告诉我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臧教授从来没有主动说过一句。有一次我母亲追着他问，他竟然头也不回边走边说：“烦死了，烦死了！”由于我们始终没能从这人口中问出来究竟该怎么注意防护，结果虽然我们百般小心，还是出了意外。二○○二年春节，我父亲因为蹲下去修电炉子，蹲的时间太久，竟然导致脊椎骨压迫性骨折，长达半年时间里我父亲动弹不得，一动疼的嗷嗷直叫。脊椎骨折、心理烦躁导致浆细胞急剧升高，这次住院花掉了我们一万七千块。

看着父亲那遭罪的样子，再看看臧教授那副吃人不吐骨头的嘴脸，我寻思着这个医院不能住下去了，于是向单位求援。单位领导也非常热心，找到了跟我们单位关系很好的B医院的领导，让父亲转到了B医院。由于转院时领导打过招呼，所以B医院按“保命”原则来给父亲治病，只用真正起治疗效果的药，不用那些五花八门的、无用的药。也算我们运气好，B医院的主治大夫陈教授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人，医嘱非常细致。而且他还给母亲留了电话，每当父亲在家出现不适的时候就可以及时找到他，由他指导母亲该怎么做。

其实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至少B血液内科几个大夫都还不错。每次我父亲去化疗，他们都非常热情，细致地询问病情，并且根据病情会诊制订方案。父亲由于化疗次数太多，对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等化疗药产生了抗药性，几位医生专门开了一次会确定了一种“鸡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