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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三，真实的谎言。

当父亲化疗到第八个疗程，浆细胞已经从最初的百分之六十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三；到了第十个疗程，浆细胞更降到百分之一左右。后来我们转到B医院后才知道，如果浆细胞降到百分之三以下，暂停化疗而改用肌肉注射干扰素，就可以有效地减缓浆细胞上升，等浆细胞上升到百分之十以上再化疗。这样做，一是可以大大节约治疗费用，二是可以使化疗间隔大大延长，也就避免化疗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三是减少化疗次数，防止产生抗药性，也就可以延长患者寿命。然而，臧教授对干扰素的事情却一字不提，只是一味要父亲不断化疗。无论是做妻子的还是做儿女的，都盼着父亲好，又不懂医，所以人家臧教授让化疗就赶紧化疗，一天也不敢懈怠。后来，当父亲转到B医院之后，给父亲看病的陈教授看了父亲的病历，摇着头说：“唉，化疗次数实在是太勤了，这对患者今后化疗非常不利。”果然，当陈教授他们着手给父亲化疗时，发现已经有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疗药物已经无效了。

在A医院期间，我们发现：臧教授对我们病房中的很多人都隐瞒实情。父亲第二、第三次化疗时，住我父亲邻床的是一位退休工人，在家杀鱼时不小心割破了手；当时没有当回事，谁知却引起了破伤风，又由破伤风转为急性白血病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老工人一直高烧昏迷着没醒过来，无论用什么方案就是没法退烧。一般而言，急性白血病基本上治不好的，也活不了几天，在这种情况下有点良心的医生就应当建议：如果家庭条件不太宽余的话，最好意思一下停止治疗算了。那一家子人很亲的，根本摸不清医院套路的老伴就央求臧教授用最好的药。这真是正中臧教授下怀，人家正巴不得给你用好药呢，那样回扣大大地有。于是乎什么贵药都用了，短短四十天时间里花掉了二十来万，花掉了那家子最后一个子儿，没钱也就停药了，最后回家等死去了。那家属临走时质问臧教授：“为什么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他的病治不好？”臧教授回答倒也理直气壮：“不是你们要我用最好的药吗？我尽力了，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就这么着，维持了老人家四十天没醒过来的生命，用掉老两口和子女的全部积蓄，这家子人恐怕连给老人家办后事的钱都没了。

当时还有一个农村来的患者，因为在乡镇企业当油漆工苯中毒而导致了白血病，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垮了。那家人东拼西凑了四万块钱治病，因为缺乏和医生打交道的经验，跟臧教授谈话时交了底牌，说自己只有这么点钱，要是治不好就算了。臧教授听了，就含含混混地说：这个病，四个疗程“差不多”可以好，一个疗程大概一万。当时我母亲坐在旁边，听了直纳闷：不是说治白血病要很贵吗？怎么这次出了鬼，这么点钱就可以治好？母亲还直以为臧教授发了善心呢。后来那个患者化疗了四个疗程，花掉了恰好四万块钱。没钱了以后，臧教授让他“回家慢慢养”。不久以后，父亲在化疗时，听病友说那个农民已经死了，留下几万块钱的债务给他的亲人背着。

臧教授看病时还喜欢看人下菜，那个农民四万元的医疗费对见过大世面的臧教授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有一个电信局干部，姓刘，得了跟我父亲一样的病。但电信局效益好，是实报实销的公费医疗。臧教授一看，好哇，来了个冤大头，于是每个疗程都拼命加“好药”，一次化疗就花了他将近五万块钱。到了二○○二年三月我父亲离开A医院转到B医院时，姓刘的已经花掉了将近七十万了。同样的病，同样的病房，费用差距却这么大。可见臧教授对我们这个小康人家，还算是下菜下得很准的。

方法四，多余的检查。

所有看过病的人都有体会：现在到医院看病，医生们首先会让你做一个又一个检查，动不动就是成百上千的全身CT、核磁共振。本来检查作为诊断的依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是，一些缺乏职业道德的医院为了多赚钱，强迫医生让病人做很多完全不必要的检查。有些检查是不过是多花几个钱而已，比如心电图；有些检查则是有害的，比如频繁的X光透视。

自从我父亲住进A医院，各种检查就成了家常便饭。反正我们患者和家属也不懂那些检查是必要的，那些是不必要的，人家让查就查呗。但是至少有两回他们让父亲做了完全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检查，一次是父亲第二次化疗期间，要父亲做骨扫描，花了六百多块。其实我父亲这个病臧教授心里很清楚，肯定是要侵蚀骨头的，浆细胞控制住了，骨头就好些；浆细胞升上去了，骨头就被侵蚀。可臧教授还是要我父亲去骨扫描，等到结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