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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上出现了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仍没有风险。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快速扩张。财政向央行不负责任地透支并导致恶性通胀应该不会发生。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维持币值基本稳定，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德龙设想的第二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中国能在币值稳定的情况下维持现有的高增长，同时通货膨胀也不会过度恶化，那有什么理由让中国做出改变呢？事实上，把美元币值和美国经济失衡的问题总是归到其他主要经济体上，就有失公允。汇率作为货币兑换率反映的是国内的经济基本面。长期以来，美国每年依靠超过8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流入维持着经常出现的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美国的双赤字是国内消费储蓄缺口以及社会保障等制度结构造成的结果。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调整美国经济的失衡需要其自身做出结构调整。并且，按照汇率理论，美元应该加速贬值，以便恢复经济平衡，就像西方国家依据这个逻辑让人民币升值一样。美元没有做出充分调整，也就没有理由要求人民币立即调整。实际上，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需要时间解决国内的结构性问题。

那么，谁是全球经济麻烦的制造者？是中国还是美国？由于中国和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对，说一方制造了麻烦，那另一方一定也是。从内外均衡角度来说，长期顺差和逆差都是不合理的，都需要做出调整。可是，有什么理由把所有问题都归到顺差的一方呢？实际上，如果美国经济和美元定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国际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失衡就不可能彻底消除。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迫使日本和西欧发达国家提高对美元的汇率。这就是汇率史上有名的“尼克松冲击”。1985年，经美国牵头，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通过“广场协议”，要求日元等货币升值。这些事件看上去像是，谁发展得快，谁就应该承担全球失衡的责任。然而结果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

把中国（具体而言，指人民币汇率）当作全球麻烦的制造者，实际上是在说应把人民币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既然如此，中国就应从自身的现实自主考量人民币的未来。

话说回来，人民币问题不应服从国际压力并不等于人民币就不应该升值。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来看，维持人民币基本稳定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需要。问题是，这样做可能仍是在支持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中国出口竞争力固然得益于廉价劳动力，但同时也得益于廉价的环境和资源成本。人民币升值可以限制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对环境的透支。同时，延缓升值会将社会财富进一步引向资产部门，资产部门高涨在加大经济风险的同时，也对收入分配造成巨大压力。

曼昆在他畅销的《经济学原理》中有一句企业家说的话：　如果行业龙头老大注定是最大的污染制造者的话，我欣然接受这一称谓。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把中国称为麻烦制造者，或许是其影响力增加的一个副产品。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不也扮演着这样的双重角色吗？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1）

户籍管理制度所造成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甚至成为公众情绪的发泄对象。近年来，户籍改革在实践上也得到了部分地方政府实实在在的支持。最近的情况表明，这种支持和改革大有成为全国普遍行动之势，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立法取消现存城乡二元户籍制的呼声不绝于耳。这表明，现代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越来越多，“三农”问题终于有望走上治本之路。

然而，理由充分的诉求不能代替我们的理性思考。我们虽然找到了正确的出发点和目标，但过程和手段同样十分重要。有迹象表明，对于户籍管理制度的普遍取消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不少人可能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正如“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笔者担心，如果通过立法将现存户籍制度“一刀切”取消，会使问题更为棘手，很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破坏性结果，而这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

几年前，北京一位知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认为1958年开始实施的《户口条例》不仅违背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基本宪义，而且其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等也涉嫌违背现行《宪法》的其他若干具体规定，导致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公平对待，阻碍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存的户籍管理制度几乎成了过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