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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以及城乡生活方式难以抹去的差别（富裕的村民对城市生活仍极其向往），这些困难是难以克服的；而龙港受到的却是体制的束缚，正是我们应改革的对象。实际上，解决南张楼困难的根本途径正是体现在龙港的模式之中。龙港的城市化代表了市场的趋势：　城乡差距的存在和拉大，本身就说明市场在城乡之间是不平衡的，就应该创造机会让农民洗脚进城，南张楼以农村为立足点的模式终究会受人多地少和传统体制的约束，城乡二元结构终难破除。这种模式或许能在个别地区成功实行，但不应成为政策的立足点，因为，让近8亿农民中的大多数留在土地上是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背道而驰的。

‖城镇化模式之辩‖

与主张大力推行南张楼模式的想法类似，有人认为，目前上海市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城镇居民水平，因而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是立足于农村，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这种思路在上海这类城市或许是可行的，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不现实的。之所以上海可以，正是因为其城乡人口比重已经相当合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渐渐消失，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在诸如四川、安徽这样的中国代表性省份还遥不可及。

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综合在一起加以比较，人口在100万~400万左右的城市的综合效益最好，而小城镇的效益是最差。因此，普遍推行人口在小城镇就业的南张楼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可行的战略是逐步破除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障碍，在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中部等地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充分吸收农村剩余人口。

城镇化以及“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城乡间二元体制造成的制度落差，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居民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早已形成，并且具有农村部门无法抗衡的政治影响力，城乡间的制度安排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路径依赖性。在这样的条件下，龙港所代表的市场化城镇模式更加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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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全球经济麻烦的制造者？

马克吐温有句名言：　历史从不重复，但是押韵。

20世纪70年代初，在盯住黄金，盯住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陷入风雨飘摇之际，美国尼克松总统的财政顾问约翰·康纳利曾当着一群欧洲领导人的面说，虽然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美元币值的失调（misalignment）却是欧洲的问题。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德龙（）做出了新的判断，美元（包括欧元）对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的失调正在变成是中国的问题。

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名教授，德龙的视角显然超越了当前的金融危机。在不久前发表的文章中德龙认为，美国虽然有可能因次贷危机而陷入衰退，并可能殃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体，使得未来五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一天天地消退。

在德龙看来，与中国有关的两种情形构成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潜在危机。一种情况是，中国因人民币升值过慢而导致国内全面通胀。这种情形的结果是，中国将可能陷入滞胀或严重的通货膨胀，危及全球经济。有趣的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全球经济可能会因为中国宏观调控的成功而变得更糟。中国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同时也将有效控制住国内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将被加剧，美元对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的汇率可能会迅速崩溃。

哪一种情况更接近现实呢？迄今为止，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主要影响了资产部门，而一般物价水平基本保持平稳。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部门巨大的供给能力是避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屏障。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中国过去出现的高速通货膨胀都是基础货币突然高速扩张时出现的，而眼下这一点尚未发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历了1985—1989年和1993—1995年两个通胀时期，其间都出现过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与此相联的是货币供应的大幅扩张。1989年前后，M0的增幅曾超过45％，而1993年左右，M0、M1、M2的增幅都接近40％。现阶段，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速明显低于上述两个时期。只要货币供应不失控，恶性通胀全面化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

另外，国际经验表明，发生高速通胀的国家通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