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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一点上我弄错了，我不再进行必要的纠正，玛格丽特仍然是最聪明的。

她开始戴上一顶鸭舌帽，并摘下了眼镜。她那几年接受的采访比她一生还多。档案资料泛滥成灾。最大的玩笑。上当受骗了，还是没有？她欣赏报纸头版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肖像，哪怕是最老相的。她嘲笑贬义的批评。现在，年龄过时了，她达到了另一种美。高傲的孤独她已经受够。不管怎样说，把自己当做名人总比在衰老中耗尽自己有趣些。

当别人攻击她时，我便保护她。在她做出过激的行为时，我几乎总能发现其中有一道微光，一种真相。她没有证据，没有准则，但她有直觉。总有一天，我会把那些都讲出来，这毫无疑问。她讲不了自己的传奇经历，这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死后将无能为力，这一点已经激怒了她。再也不能掌握什么控制什么，这个专横的人被惹急了。她放风说我很坏。30年来第一次。“坏”，这是孩子用的词，课堂里面用的词。世界上毕竟只有很少的坏人。人们有时也说她是坏人，我觉得这同样也是不真实的。玛格丽特不坏，她往水塘里扔方砖，因为她不能忍受和谐。尤其是任何湖泊都不能给人以幸福的幻想。这个世界一下就被毁了。爱情和友谊也如此。她必须不时地让别人知道这一点。

十二年，直到她去世，她一直对我关闭大门。她甚至不把门开大一点让我的孙子进去。我希望安托万还能记得起来，他曾见过那个以诗祝贺他出生的神奇女人。她没有回我的信。

晚上，我得给她打电话。我的大胆使她震惊，我的不敬又惹怒了她。我还可以让她发笑，但我没有这样做。远离，我最后感到挺合适：一个单独的地方，一个经过选择的地方，一个我所习惯的观察点。她是否关闭家门让我写作……她是否给我这些时间让我思考，让我慢慢地习惯她的消失……不，她不是一个关心我的利益的女慈善家。我妨碍了她，仅此而已，她没有好好考虑。

她很少盘算，以至于不能完全离开我。她希望我读某某书，看某某演出，某某电影。于是，扬打电话给我：“你得去卡图什里剧院。以她的名义打电话给迪迪埃　·　伯萨斯。那是她喜欢的一个电影导演……”一天，扬高兴地对我说：“对了，她想和你一起吃饭。《情人》的制片克洛德　·　贝里在一家大饭店给她开了个户头。她想在公爵厅请你吃饭。”

不一会，扬又打电话来抱歉地说：“我不该提前通知你她的邀请。她改变主意了。”

她改变主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她的出尔反尔，我只一笑置之。我发现，她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不能再动摇我的爱。玛格丽特要么热情如火，要么冷若冰霜。她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她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我的生命，不管狂风暴雨，都放出自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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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二十）（2）

1986年，灯塔可能要熄灭了。玛格丽特又濒于死亡，深度昏迷了几个月。我在没有她的乡村，在我们曾一同走过的墓地来来回回地走着。有一天，她曾给我留下过类似遗嘱的东西。她说，当一个作家死了的时候，只有肉体去了。因为他已在自己的每一本书中慢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却慢慢地继续自己的哀伤。

1989年，她打电话给我。我的儿媳瓦莱莉因车祸身亡。她问我关于孩子们的情况。我寥寥数语，很奇怪，不想回答她。我怀疑她是否真的悲伤。我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博取她的同情。恰恰相反，她自愿在电话里讲了那么长时间，我却爱理不理。

听到她的声音，我并没有激动，只对她重新采取主动感到高兴。我从心底里感谢她在我们之间设了这段距离，它迫使我更加独立。

1991年，我去了越南，印度###的战争痕迹和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同样使我好奇。我不是去抒思乡之情的，而是想在瓦莱莉死后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我去了沙甸，去了永隆，我在湄公河边的阳台上过了一夜，听机帆船的隆隆声，在轮船间捕捉渡船，它们像蚂蚁一样活跃。但根据《情人》拍摄同名电影的让…雅克　·　阿诺德却用深蓝的色调来重新描绘“层层都有平台、四周围着栏杆的大别墅”。深蓝或鲜红的屋子镶嵌着马赛克。人们在河上组织水上竞赛，就像威尼斯的狂欢节一样。确实有个副领事全副武装，在岗亭里朝远处的女人们开枪，还有一些空旷的网球场，我乐意向她描述，但所有可能集中在她的小说里的东西，玛格丽特都认为是偷来的。

我并没有因为去了越南而对玛格丽特有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