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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事件也肯定有他的看法，这看法还可能在作品中有所流露。比如，本书作者就无庸讳言他对４９年革命的看法：那已经是一段历史，历史自有其必然性，谁都无法否定它，也无须否定。４９年的革命属于中国人，中国人也就属于了它，中国人至今生活在这场革命延续的时代中，作者对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们抱有深厚的同情，乃至敬意，其中也还包括了龚淑瑶。有时回顾一下过去，费些思考，那仅仅是为着走好今后的路。像阶级斗争这个理论，作者认为它无疑是个革命的理论，也可以叫它为马上打天下的理论，可是，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依旧用这个理论去坐天下，这就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与困惑。尤其是，待到被曲解到了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须臾不可或缺的时候，它简直演变成了煽动仇恨，制造恐怖的工具，人们常年七斗八斗，横革直革，乃至让“四人帮”洋洋得意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少当年的革命者也冤毙其下了！应舍而未舍，以至造成了许多历史性悲剧的发生，如若究其责任，则远远不是龚淑瑶们能够承担得了的。然而，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却不是为了去阐述这些政治观点，如果要那样，他就不应该写小说，而应该去写政治专论。世界这么博大，生活这么丰富，难道除了政治就没有其他的事好作？试想，黄大香情愿不嫁人，彭石贤从小不听从管教，吴枣秀恨透了姜圣初，吴国芬爱张炳卿不要命，所有这一切，与作者上述政治观点有什么关系呢？几乎没有。而且，书中大部分人物的政治思想也很模糊，他们对政治并没有多大兴趣，一点也不“高大全”，那么，作者写出他们来是不是为了深掘“极左”路线的根源呢？别人可以这样看，作者却未见得是这么想，因为他在作品中根本没有创造出一个能够代表正确路线的人物来，而且，作者也没有给人指点出一条正确革命路线的自信，他清楚自己并非什么“灵魂工程师”之类。

说到“沉重”，那是题材决定了的，沉重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革命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除非不写，否则，无法避免这种沉重。问题是，中国有太多的农民，中国的封建社会迟滞了太长的年代。书中所见生活环境的贫穷险恶，人物命运的多乖多厄，这并不是革命造成的。按照时间推算，书中的人物应当是阿Ｑ、小Ｄ、黄胡、吴妈的接代传人，四九年的革命首先属于他们。尽管革命的暴力夹带着诸多的苦难，但它毕竟是这些人为寻求生存与发展所作的努力。只是，由于贫困与落后形成的蒙昧、狭隘、保守，这又实在太容易让他们“极左”了，能说“极左”表现的盲目、狂热和带着好些残酷性的特征与这一切没有内在联系吗？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承认，革命无法割断历史，这也应该属于“中国特色”之所指了。

对此，写作时，作者的确颇有些“沉重”的感受。《引》中所叙彭石贤入狱的经历几乎是纪实。他之所以走上那条屡屡遭遇劫难的人生之路，完全是孕育他的社会环境使然。当时，既然人们都无法走出那个社会文化氛围，也摆脱不掉传统意识留给人们的心理积重，悲剧就非彭石贤独有。事实上，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不带着那个年代独特的悲剧色彩，从李寿凡到张仁茂，从姚太如到张炳卿，从龚淑瑶到李墨霞，仅仅是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情景而已。对此，作者并不以为自己体验到的“沉重”会比与他一同生活过来人要来得更深刻，仅仅是，他愿意诚诚实实地告诉人们亲身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的一些人和事。如果说作者的故事让人听来感到“沉重”，甚至还有可能使某些人难堪，那可不是作者的事，剧院里既上演喜剧又上演悲剧，哭与不哭，笑与不笑，乃至看与不看，谁也不能勉强他人，但删除《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一场，却不会找到另外更好的“卖点”了。

（二）形象性。

意见之一　有位女士认为，《左青石》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尤其是黄大香与吴枣秀，那种鲜明的个性，可谓光彩照人，黄大香的宽厚仁慈令人感慨，令人折服，吴枣秀的勇敢与挚爱的真情同样撼人心魂。相对而言，这种夺目的光辉，男性形象似乎少了一点。比如田伯林，作者把他写得太窝囊了，他全无一点做人的尊严，简直连条狗都不如。也许作者是想借他反衬吴枣秀，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吴枣秀，老实说，这种人真不值得吴枣秀去爱。另外，田伯林与吴枣秀由开始的尖锐对立到后来的生死同命，这个转变过程也写得有些仓促，有些突然，虽然，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还是应该交代得更清楚些，那才会令人信服。

意见之二　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成功，在于它有没有生活深度，光彩夺目只算一种，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