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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校书郎之职。“三苏”一举成名,轰动京师。父兄的文章,文人、学士争相传诵。自己与兄长同时闯进了文坛高层,当时的朝廷重臣富弼、韩琦、曾公亮、范镇、张方平诸公,均以国士待之。就在这时,母亲于四月在家乡病故。父亲闻讯,嚎啕痛哭,不得不领着儿子,丢开刚刚降临的机遇和可望可及的追求,告别新朋老友,返回家乡,居丧守制……在居丧的二十七个月中,兄长对在京都一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作了深刻的反想,对朝廷几十年来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四伏危机作了深刻的解析,对浮华因循、奢侈腐败之风作了深刻的溯源,针对种种弊端,探索着种种的革新方略。那是漫长的二十七个月啊!哥哥在哀痛中沉思、求索、奋笔,在寂寞中忧国忧民。居丧期满,父亲拖着多病的身躯,以刚毅之心,决定抛却家业,带着十多口之家,再一次奔赴这繁华喧闹的是非之地,为儿子开辟前程……
走下天汉桥,往西一拐,便是曲院街。
各色店铺的旌旗幌子迎风飘展,各色吃食的叫卖吆喝声扑面而来。陈慥拉着苏轼忙碌地介绍着王楼山洞的“梅花包子”、曹婆婆店铺的“五香肉饼”、鹿家分茶的“鹅脯、鸭脯、鸡脯、兔脯、鸽脯、鹌鹑脯”、黄胖子店的“血羹、粉羹、头羹、石髓羹、石肚羹”……陈伦热情宣传,店主热情陪笑,苏轼慷慨许诺:在京都之日,一定从东到西逐家享用,决不使一家落空。
苏辙跟随在后,依旧不发一声,不置一语,神情沉郁:嘉祐六年,在欧阳修的举荐下,自己与兄长又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兄长入第三等,自己入第四等。兄长在呈献的《进策》二十五篇和《进论》二十五篇中尖锐指出:“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情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闽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一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甚至指责仁宗皇上“未知御臣之术”。并在“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提出了革新主张。这些激烈的言论和改革措施,立即在朝廷引起震动,同者誉之,异者毁之,誉毁之争,使兄长以革新面目登上了朝政舞台。时韩琦为宰相,王安石知制法。韩琦认为兄长的《进策》太过激,不可留在朝廷任职。居然豪放不羁的王安石也认为兄长的《进策》“全类战国文章,多为纵横之学,”并戏之曰:“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但仍盛赞兄长大才。兄长终得调凤翔府任节度判官之职。自己却因年少狷浅,竟在试卷中指责宫中“宴饮无时、赏赐无节、优笑无度”、“尼女施粉着绣,置于殿前,状若俳优,亦类戏剧”,而闯下大祸。主考官以件触圣上主张黜名,欧阳修于一旁搓手叹息,连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恩师范镇也感惶然。唯司马光挺身而出,极力推崇自己坦直敢言,誉为“忠君忧国”、“德才相济”、“对语切直”,而力主录取。并谏奏皇帝“若不蒙取录,恐天下谓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日后将以直言为讳”。仁宗皇帝果真听取了司马光的谏言,授自己以商州军事推官。司马君实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学子肩担道义,其情可敬,其思难忘啊……
就在这“兄弟并窃于贤科,衣冠或以为盛事”的当天晚上。王安石以步代车至西冈寓所向兄长祝贺。父亲感其情谊,与王安石对饮三杯后歉谢避席,兄长遂与王安石举杯畅饮。欧阳永叔公十五年间从考场上发现收录的这两个文士学子,一样狂狷不羁,一样口无遮拦,一样胸无城府,一样以天下为己任。王安石抒发着“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的情怀,兄长抒发着“百年豪杰尽,扰扰见鱼虾”的感叹。诗酒通心,意气相投,夜半三更,在御街淡淡月色和荧荧灯火下往返相送的低语畅笑中,兄长与王安石成了相慕相敬的挚友。
之后,仁宗驾崩,嫂子王弗病卒,父亲谢世,具舟载父亲遗体入川居丧守制,离开京都又是三个年头!这三年,大宋积贫积弱之苦状,耳儒目染,真是感慨万千。兄长于家之小哀,国之大哀中冥思苦想,并对“庆历新政”的失败反复考究:范仲淹“浅思轻发”,变革开始所陈天下利害“百不及一二”,是引起“举朝喧哗”的动因;仁宗皇帝急功近利,要求“一日百法变”是导致新法烟消云散的结果。兄长从仁宗皇帝和范仲淹“失慎求速”的教训中,匡正了自己认识上激烈轻率的偏颇。
今日归来,斗转星移,人事换班,英宗已殁,年轻的皇帝赵顼即位,欧阳修已失权柄,梅尧臣年老病故,韩琦罢相,王安石飞跃……大宋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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