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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下半年，农场局又要调动工作，考虑到我的出色表现，领导要提我当芦潮港农场场长。在这桩美差面前，我犹豫了半年，因为当时我的儿子和家人都在上海，因此我也有心回上海照顾他们，而恰逢当时上海也有工作机会。我犹豫再三，组织为此找我谈了好几次，左思右想后我还是决定服从。最后，我又孑然一人走进了一个我从未去过、不认识一人的新天地。1987年的春节来得很晚，过完春节后，我挥别家人，仅带着一件正在编织的绒线外套就踏上了去芦潮港农场的道路。打毛衣是我一生的爱好，在老农场我也练就了一流的编结水平，但没想到这件毛衣却成了我的封箱之作，自那以后再没有碰过。

芦潮港农场是我们系统里最年轻最穷的农场，1986年刚摘了亏损帽，领导迫切希望我去打开局面。凭借我在星火农场党委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一到芦潮港我就把握住了问题的本质。我和领导班子一起先确定当年盈利的目标，然后在凝聚人心上下工夫，因为我明白，在制定了一个共同目标后，一定要激起大家的热情才能成功，这是屡试不爽的铁律。我召集了老三届知青干部的座谈会，在听完他们的想法后，和他们很实在地说开了：我和你们一样下乡十几年，特别想回上海，但既然命运把我们安排在这里，我们只能认命啊。认命有两种选择，一是抱怨的心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二是树立目标，好好在这里干出个名堂。农场的天地广阔，我可以给大家“师长”、“旅长”的空间，我们干出成绩了，自身的价值提高了，就会有人要我们，社会就会选择我们。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话在老三届的心中荡漾开了，人性的积极面被我唤醒，在动员会之后，听的人纷纷来与我交流想法，而我也适时地把他们安排到了重要的工作岗位。用好人、用对人从来都是组织成功运行的关键，这些本来就该是农场建设精英的干部，迅速撑起了发展经济的大局，而我的工作重点，则放到了寻找新发展的增长点上。

作为一名经营者，一定要具备敏锐的嗅觉，从而在平常事物中把握住商机。就像吴仁宝在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后，连夜召集人马囤积钢材，从而为华西村的崛起挖到了第一桶金一样，当我探到上海市政府正在筹集资金建设大型菜篮子基地，要保证上海副食品供应的消息后，我知道属于芦潮港的机遇来临了。我迅速展开活动，一次次邀请市政府及各委办、专家来考察，用迫切要求发展的真诚来感动领导，用科学的态度来打动专家，并动用一切可用的社会力量，包括利用我先生在农委计划处工作的优势去争取项目。经过十几次论证后，我们终于争取到了3　000万元的大型蛋鸡场项目。紧接着从立项、建设到投产，我又投注了全部的热情和心血。由于初次遇到这种大项目，农场在运作过程中发生很多问题，比如在集中建场和分散发展的问题上，连农场领导层的意见也不一致，汇总到我这里时我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星期天，我带着儿子奔走于市禽蛋公司总经理和上海市养鸡专家的家里请教，我一家家拜访求教，儿子万般无奈下只有和司机坐在车里玩，但我却从拜访者那里找到了最合适的答案。再比如我走出农场广觅人才，从而用最少的投资、最快的速度建成了上海最大的蛋鸡场。

最后，我们的用心和效率终于结出了果子—上海市禽蛋公司终于把最核心的种鸡场都建在我们农场。

在农场时，我一天的工作分成了三个半天，白天的工作结束后，每天晚上我还要花四个小时去“访贫问苦”，解决现实问题，从而推动农场各个部门的改革，但这也未能如愿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当时我们场有位因工伤而高位截瘫的知青，我很同情他，积极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他先是提出要在上海买房，我们破例同意了，没想到紧接着他又提出各种在当时无法满足的离奇要求，最后我们的对话陷入了僵局。更令我意外的是，这位知青在要求得不到满足后，开始缠住我不放，时不时地坐着轮椅闯进会议室，打断我们的会议，或者跟着我上厕所，动手拉我，严重干扰我的工作和生活。见此情景，人们往往同情他的伤残，又害怕他性格扭曲后的暴力，所以没人敢碰他。

我记得有天晚上，他带着狗和石头在我宿舍下施虐，那晚我正好在一位女科长家谈事，我们党委副书记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情况，他说：“你今晚就住这里，明天一早让司机先送你回上海，在家避几天比较合适。”此情此景令我欲哭无泪，整夜无法入眠，我想自己倾心为农场工作，却遇到这种事情，究竟该怎么办呢？想了一夜也没答案。第二天天刚亮，司机带着我匆忙离开农场。开出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