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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是否真的走错了？我们开始迷茫、动摇。这时又有一篇文章给我们的焦虑添了把火，文章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这些知青都是吃“狼奶“长大的，没有知识没有道德，不懂修养……”这真是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曾经我们赖以自豪的事业，到这个历史时刻，却变成了截然不同的性质，我陷入了沉思。

此时，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开始解冻，社会上出现了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的新规定，一时间大批知青返回上海。那是一次汹涌而来的浪潮，甚至出现了一个八人的宿舍几天之内走了六七个人的事情，其中也包括我费尽心力新提拔的知青干部，留下的都成了孤独、伤心、哭泣的人。我们原来有两万三千人的农场，几个月内走了一万六千人，最高峰的时候，农场用以证明身份的图章就挂到派出所门口，要走的人自己盖章就可以走了。我一面为无数青年可以重返城市、无数家庭可以团聚而喜悦，一面又担心农场还能维持多久？未来我们将怎样管理？

农场走了太多的人，已经显得萧条了。我们留下的人心情特别压抑。一天，一位已调走的党委领导来看我，他说：“佳芬，这么多人走了，而我们留守在这里。也许五年后他们读书的、做工的人都成红色资本家回来了，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但这是历史，注定要有人像我们今天这样做，我们就是铺路石。”他的一席话触动了我，我问自己，我真的愿意成为铺路石吗？

考虑到自己还是农场的领导，还是知青的带头人，我决定放弃顶替母亲回沪的机会，留在农场继续好好干。我说服了自己，就有能力说服别人。在此时的农场干部会议上，我的表态发言显得深沉和有力度，我说：“知青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需要我们想清楚后自觉留在农场工作；农场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也可以有作为、有出息；我决定继续留在农场工作，但我也必须寻找到我能发挥作用的岗位。”我恳切的语言和冷静分析的发言，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我的讲话结束后，很多人都跟我会心地点头。会后，很多人送来了真诚的鼓励。

在以后几年的政治学习运动中，因为农场人事变动很快，当时的领导陆续都调离了，我成了顶在风口浪尖的“留种西瓜”，理所当然要承担很多责任。当时为解决老三届知青中一批人继续学习的问题，市教育局特地委托上海高校搞了两年制的“干部专修班”，我也积极报名，想了却读大学的梦，万万没想到竟被告之“没有资格”。我非常震惊，但此时的我早已习惯了各种打击和不平，相反却树立起无比坚定的意志。我流着眼泪，强忍委屈和痛楚，发奋考上了电视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我不相信我没有上大学的权利。

在经受了一次次的风浪和考验后，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已经能做到心态客观平静了：我不再随波逐流，我也不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党内整风时，一位农场领导找我谈话，要我端正态度，我听后非常坦然地告诉他说：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够得上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我已经在为自己的理想活着，职位名利虽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是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第一章　青春激荡（8）

联营厂生涯：是“充军”，还是机遇？

我因生孩子而错失第一次高考，在生完孩子的56天后，我带着孩子和月嫂又回到农场的家。尽管我的未来还没有答案，不知路在何方，但我却清醒地知道：我不能停下来，必须抓住今天，争取明天。为此，我给自己制订了新的工作学习计划，白天在工作中学习—尽可能争取所有的实践机会，增加自己的实干本领；晚上则上夜校补习高中课程—下农场前我只完成了初二的学业，其后十来年中，我也一直没有静下心来专心文化学习，因此在孩子断奶后，我马上报名读夜校，用了两年的晚上时间，考出了高中文凭。

此时的我来到了三十岁的路口，俗话说三十而立，这是有道理的，我是该继续留在农场还是离开成了长久的思考，离开我能做什么，而留下又能干什么呢？在那样的时刻我们特别需要灯塔的指引。恰在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发表了，我看到其中一句话：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生活在现在的人大概无法想象这样的语言所代表的意义，但对于那时的迷茫知青而言，它却是照亮未来的灯塔。在仔细思索了这句话的真谛后，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转行搞经济工作。当时我们农场正在和上海的中国钟厂谈一个联营合作项目，凭直觉我认为这是我的机会，便主动请缨领衔挂帅。我全然不顾别人说是“充军”、“贬职”的议论（工厂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