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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发生在1974年。这年冬天，农场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扎根农场动员会，我们农场党委把我父亲、王安石的父亲等十余名知青家长请到农场场部，并要求家长在大会上表态发言—支持子女留在农场工作。活动结束后，我和父亲一起从农场场部走回五七连队，在长长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佳芬，今天来之前我已和你妈妈商量好了，既然我们已表态支持你扎根农场了，如果你觉得王安石是个可以信任和托付的人，我们就不反对你谈恋爱了，你自己选择吧。”我一直很庆幸我有一对深明大义的父母，而在那一刻，在父母解除了“恋爱禁令”后，我却有了更大的压力。

大批新知青来到农场，王安石被提到新建的连队当书记去了。此后我到了场部当领导，他又去参加海丰围垦指挥部的工作。频繁的工作调换，我们只能互通来信互相关怀，同时我们也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们都渴望多积累工作经验，为将来打好基础，这是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的特殊爱情关系。

1977年2月，我跟王安石在农场结婚了，他成了我守候一生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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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7）

时间流转，很快进入1976年，那是动荡变迁的一年。先是在1月8日，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病逝，首都人民含泪相送，《人民文学》作者吴瑛的一篇《十里长街送总理》在很多年内都令人潸然泪下。随后的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病逝北京。一年之内，中国相继痛失两大领袖，举国悲痛。与之相比，另一场影响深远的行动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那便是粉碎“四人帮”，这场运动比毛主席、周总理的逝去更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中国。

在上海，我们欢欣鼓舞地庆贺“四人帮”倒台，积极参与到纠正历史错误的社会大变革洪流中。但历史的风云注定是要大变了。1977年，高考恢复，一个被割裂的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在茫然了10年之后，社会突然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又有机会实现读书梦了。农场里大批的知青干部都开始参加高考，但我却正在怀孕而与读大学失之交臂，我丈夫王安石原本铁定要上大学的，却因他父亲重病住院，不得不请事假在医院照顾，因此我们双双错过了这次历史性的高考，否则人生可能又会是另外的风景了。高考不成，农场开始了清查“四人帮”的运动。由于星火五七连队被列为“四人帮”树立的先进典型，且当时张春桥的儿子又在我们农场一个连队工作，于是我们就被怀疑与“四人帮”有关系，有人揭发我去大寨跟江青见过面，回来又作过许多报告。曾经的辉煌转瞬变成了嫌疑，沧海桑田便这样转换着。另一方面，我在当农场领导时，提拔培养了许多年轻干部，但到此时却也变成了执行“四人帮”、“全青全新”干部路线的罪证，成为批判我的理由所在。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我竟然成了责问批判的焦点。我毫无思想准备，只觉难过委屈，脑子里只有一句话：你们怎么能这样！我本能地解释、申辩，但除了再次证明我在政治上的幼稚外，再没有其他意义了。回到办公室后我忍不住哭了，我的老领导庄俊平过来安慰我说：“佳芬啊，你要经得起这次考验，你是领导班子成员，我们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时，肯定会有各方面的问题，我们要主动配合。”老领导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在擦干眼泪以后，我从更高的层面去理解“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意义，我理解此刻的我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毛主席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活生生地与现实世界对接起来。

第二年春天，我从党委副书记改任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我很平静地搬出办公室，没有抱怨，我觉得自己确实才疏学浅，要成为一名称职的领导，必须在实践中好好磨炼，于是很热情地开始新工作、新思考。此时的中国真正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夜，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地进行着，它颠覆了长期束缚着人们头脑的精神桎梏，深刻地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我也被击中了，我在不断地思考中走向新的方向。

首先是因1978年《解放日报》的一篇报道，当时这份我从小就看的党报头版头条上，刊发了一个叫曹南微的人物故事，此人中学毕业后病休在家，恢复高考时却直接考进了研究生，《解放日报》选此人作为榜样报道出来，立时在很多下乡知青的心中掀起轩然大波，一份主流媒体，曾经刊登过无数赞扬上山下乡的文章，今天却在树立另一种标杆，巨大的差异让人不得不思索社会的风向是否已变？我们听党的话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