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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这件事实非始料所及。”

康心如所说确实也是实话，谁又能预料十年后的情况与局势呢？康心如不过是在建楼之初玩了一点招数罢了，而他的此举也确乎是考虑到不要影响了当时的美丰业务。储户的吃亏是阴差阳错的结果，他康心如确实是不应在其中负什么责任的。

拥资百万的金融大亨

随着美丰的兴旺发展，康心如已不是当年那个借钱投资的小伙计了。在十年的百战艰辛中，不仅美丰银行驰名国内，而且他康心如也一跃成为重庆乃至四川全省拥有百万资财的名声赫赫的金融巨头。

康心如为使他苦心积聚的资金翻利，便开始着手大力购置房地产。他除了营建了当时重庆令人瞩目赞羡不已的美丰大楼以外，还在全国各地的美丰分支机构大量购置地皮、房屋，并修建仓库。与此同时，美丰的业务范围也随之扩张得越来越大。在此基础上，康心如为实现他十年间所抱的“实业救国”的心愿，又开始向银行以外的行业大量投资。他投资的范围相当广泛，除工矿交通、金融保险外，还特别在文化、教育、新闻等领域投资，完全是一副大实业家的派头。随着他投资的行业越来越多，康心如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一九三五年前，美丰银行之所以能有长足的发展，主要是利用了刘湘在川的势力，从而奠定了美丰的基础，对此康心如并不讳言。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以后，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入川，刘湘作为地方军阀，其权势便自然遭到了某种削弱。刘湘在康心如的金融生涯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康心如对刘湘，也始终是怀抱着知遇之恩的。他一直宣称，几年来倘没有刘湘的鼎力支持，就不会有美丰银行的今天，更不会有康心如的今天。但是，康心如同时也看到，国民党的政权进川后，倘康心如继续坚持死抱住刘湘这一棵大树，岂不是限制了自己？最后只能是自己给自己封锁了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加之刘湘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又出任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离开了四川，并于一九三八年死在了汉口。刘湘的离任，更促使康心如重新考虑他的未来。他坚信，无论办怎样的事业，在中国的国情下，都是离不开政治的。

于是，一向善于体察局势的康心如，便开始有意识地疏远刘湘，并有计划地逐步减弱对刘湘的依附关系，转向寻求国民党政权未来的支持，好更为有力地继续推进美丰银行的各项业务。在康心如看来，国民党蒋介石同刘湘一样，都是政治化身或者说都是政治。于是，他也就依然是首先从经济上靠拢它，然后再要求这个政权能有效地为他的经济发展服务。

康心如旗开得胜，他很快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取得国民党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后来，美丰迅猛发展。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这短短五年中，就连续增资三次：一九三二年由原资本二十五万元增至五十万元；一九三六年又增至一百二十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又再增至三百万元，为创办时资本二十五万元的十二倍。这可算是美丰的鼎盛时期了。

与此同时，在银行的增资中，做为美丰银行主要操办人的康心如以及同在美丰行内供职的康氏兄弟——康心之和康心远的个人资本，也随之不断上升。

第一次增值：康心如的资本由原来的一万二千元剧增为十四万九千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八。康心之股本一万二千元，康心远股本四万元，三兄弟占银行总资本的百分之四十点二。

第二次增资：康心如的资本又增长到二十七万五千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九；康心之股本四万元，康心远股本十三万元。

第三次增资：康心如资本增至六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康心之股本二十四万四千八百元，康心远股本二十一万六千元元，三兄弟共占银行总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七。

在这三次增资中，从全银行的资本总额看，康氏兄弟资本所占的比例虽略有下降，但始终保持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优势。这样，便使美丰银行一直牢靠地控制在康氏家族的手中，特别是控制在康心如的手中，基本上实现了康心如无论在资本上还是在职位上都成为名副其实的说一不二的实权人物的夙愿，彻底结束了他任人摆布的不堪回首的历史。

此时的康心如可说是稳如磐石地坐在美丰银行总裁的宝座上，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他已无须再左顾右盼，时时防人掣肘，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康心如的经济实力使他获取了比经济实力还重要得多的权力。权力可以使他抹去那些被攻击、遭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