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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石冰之乱的功臣陈敏通过此次事件，看穿了朝廷的虚弱本质，他的野心得到部分江南士族的鼓励，于是又在江南树起了反旗。但是很快，陈敏就被另一部分江南士族舍弃，兵败身亡。随后，洛阳派来了琅琊王司马睿，揭开东晋历史的序幕。

太安二年七月，正是刘弘、刘乔与张昌大玩猫鼠游戏的时候，远在邺城的成都王突然上书洛阳，请求去荆州助剿。

这个请求太光明正大了，长沙王找不到不准许的理由，因为无论于公于私，成都王都应该出现在长江中游的战场上。

于公，成都王是“大将军”，都督着“中外诸军事”，保卫王朝疆土是他不容推卸的职责；

于私，荆州有成都王的封邑。成都王的封邑原本在蜀中成都郡，蜀乱之后成都国沉陷，惠帝在荆州南郡割出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又另立丰都县，合此四县设立新的成都国，以华容县为都（荆州长沙郡也有长沙王的封邑，张昌一造反，把这两个王爷的地盘都抢了）。

但是，如果把成都王的主动请缨理解为忠君爱国，又未免失之天真。成都王经不起这么一问：倘若果真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为何在五月份张昌气焰正炽的时候毫无作为？论距离，长安离荆州不比邺城近，刘沈在河间王掣肘之下，尚且试图带雍州兵出关，成都王在邺城唯我独尊，为什么当时按兵不动，偏要等新野王死后才突然良心发现，跑去要替新野王复仇呢？

在长沙王心中，他未必愿意成都王到荆州去。新野王生前就有与成都王结盟的倾向，令长沙王很不满意。《晋书·新野王传》中说长沙王“疑（司马）歆与（司马）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此事上文已有论证是子虚乌有，但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长沙王不乐意看到新野王与成都王走得太近，这是可以料想的事实。

《晋书·新野王传》中还说“（齐王）冏败，（新野王）歆惧，自结于成都王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新野王确实不是什么有主见有作为的主，他习惯于找靠山，大概这样他才觉得有安全感，齐王倒了，新野王就屁颠屁颠地主动依附成都王，想引以为奥援。但是这次结盟大概只是新野王的一厢情愿，《晋书·成都王传》里对新野王不着一字，新野王深陷敌围，成都王也是见死不救。

成都王对这位暗送秋波的族叔显然兴趣不大，他感兴趣的是荆州这个地盘。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新野王以庸人之资坐镇这个人杰地灵的荆楚宝地，暗地里觊觎的人不知凡几，平时苦于没有借口，只能干咽口水，新野王一死，这些觊觎者就全杀出来逐鹿了。

成都王还不是最先下手的，范阳王司马虓出手更在他之前。

早在刘弘初战失利，退守梁县的时候，范阳王就不失时机的派出心腹、长水校尉张奕去占据襄阳，领荆州军政。后来刘弘赶跑了张昌，到襄阳赴任，张奕不仅不出让城池，反而加强城防，准备攻击刘弘。

刘弘的“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是由惠帝亲自任命的，货真价实；刘弘也是两朝重臣一等公爵，手下兵精将足，并且刚打了胜仗士气高涨，对于张奕这种等同叛乱的矫诏当然不能容忍，刘弘毫不迟疑地围住襄阳一阵猛攻，擒住张奕咔嚓一刀砍掉。

杀了人之后，刘弘余怒未消，当即一纸奏章送到洛阳，把事情经过通报皇帝，表面进行自我批评，为宛城败兵与擅杀张奕请罪，实际软中带硬，把范阳王狠狠告了一状。

这种情况当然是范阳王理亏，但是长沙王拿范阳王没奈何，只能做和事佬，略过范阳王不谈。惠帝下旨宽慰刘弘，意思是说宛城战败那不怪你，要怪就怪赵骧，张奕之死那是他咎由自取，希望将军你不要被此事影响心情，在荆州好好干，云云。

成都王请求到荆州助剿就发生在新野王刚死，荆州名分未定的大背景之下，动机与范阳王一样，也是想浑水摸鱼到荆州分杯羹。成都王任命陆云为大都督、前锋将军，使持节督荆州军事，四十年前，陆云的父亲陆抗曾领着孙吴的军队屯守荆州，威名遐迩，为荆州士民所敬服，陆云年轻时也曾在荆州统领过孙吴军队，成都王这次任命显然是经过深谋远虑的。

但是，刘弘的果断决然与陶侃的英勇善战不仅摧毁了范阳王的阴谋，也粉碎了成都王的企图。成都王的军队还在途中，刘弘派人前来通知，叛军已溃败荆州大局已定，贵军请打道回府吧。

其实当时张昌尚在逃亡，成都王如果硬要进犯荆州，也并非没有借口，但是张奕下场告诉成都王，继续向前就意味着一场血战。成都王原是想去捡漏的，如今捡漏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