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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扬两州恢复平静要比荆州晚半年，此中原因与朝廷的重视程度有关。

徐、扬偏于中原东南隅，与洛阳隔着豫、荆诸州作为缓冲，动乱一时不会蔓延到中枢；出兵荆州已是长沙王能力的极限，他无法另派一支军队去远征江南，而且在荆州平定之后，长沙王随即陷入了内战，自身都难以保全，当然更无暇顾及遥远的徐、扬。因此朝廷对于徐、扬动乱的态度可归结为四个字：自求多福。

当时受命都督徐州诸军事的是竟陵王司马楙，都督扬州诸军事的是刘准，两人也全是无能之辈，面对叛乱丛生的辖区束手无策。值得庆幸的是两州境内的流民人数、被占领或破坏的区域远远不及荆州，境内幸存的政府军也强于荆州，综合而言政府方面的实力并不落于下风，只是指挥不当与接连败北失土严重影响了士气与信心，这种客观形势是两州依靠自身力量平定叛乱的前提。

而且扬州另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可以左右江南的局势，那就是江南的士族。百年前孙策孙权父子能够在江南立足并且建立政权，就是因为得到了江南士族的拥护；日后的东晋政权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也花了大力气去笼络江南士族，王导甚至专门学习了吴侬软语去讨好江南人，还试图与吴郡陆氏联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西晋时期北方强盛，北方人以胜利者自居，中原士族视江南士族为亡国之人颇多轻视，南北之间矛盾很尖锐。由中原人为主导的西晋政府对于江南士族的态度也是防范多于笼络，荆、扬两州驻有重军的目的就是震慑江南士族，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江南人对于西晋政府也是怀着很深敌意的，他们称呼北方人为“伧鬼”，被迫臣服于“伧鬼”，江南人始终心有不甘。几十年来江南人始终有自立政权、与洛阳分庭抗礼的企图，不停有人据兵自立试图割据江南，相关的努力直到东晋建立之后还没有完全停止，《晋书·元帝纪》中记载元帝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十一月“故归命侯孙皓子��狈矗��铩！�

尽管江南士族与西晋朝廷相互对立猜忌，但在对待石冰叛乱的问题上，两者却保持了一致的立场。江南士族固然不愿意臣服于北方“伧鬼”，但是他们也不能容忍一个流寇成为江南的新主人，何况这个流寇根本不成大气，无法给江南带来安宁与秩序，只会使江南生灵涂炭。

于是就有义兴周氏、吴国顾氏、会稽贺氏等江南望族，率领着部典抵抗石冰。这次抵抗运动的谋主是义兴人周玘，周玘的父亲就是史上有名的回头浪子周处，周处后来出仕，在关中征讨齐万年的时候战死沙场，是晋朝的忠臣。据说周玘“强毅沈断有父风”，此前他“闭门洁己，不妄交游”，多次推迟官爵一直在家乡隐居，后来被推举为秀才，授予议郎职位。

石冰占领扬州，周玘秘密接洽前南平内史王矩，共同推举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太安二年十二月，周玘起兵斩杀石冰所任命的吴兴太守区山。石冰派遣其部将羌毒带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去攻打周玘，不料周玘实在骁勇，聚集的军队实力强大，反而击溃石冰军，临阵斩杀羌毒。于是会稽贺循、广陵华潭、丹阳葛洪、甘卓等江东士人纷纷起兵响应，驱逐石冰的官吏。

周玘在东晋之前立有“三定江南”的功勋，威名远扬，以致于后来晋元帝明知他想谋反，也不得不假于颜色，平定石冰就是其中的“一定江南”（“二定江南”是平定陈敏叛乱，“三定江南”是平定钱叛乱。周玘后来自己也想谋反，没有成功。周玘和他的兄弟周札、儿子周勰是东晋初政坛的风云人物，这是后话，此处不禀）。

几乎与周玘等人同时，西晋政府军也展开反击。当时石冰亲自领兵攻打寿春，寿春是扬州都督刘准的治所，广陵度支陈敏主动请缨，他对刘准说：“这些叛军本是逃避戍役的百姓，被逼成贼。他们只是易于击溃的乌合之众，我率领漕运兵出击，再请明公给予支援，必能破贼。”

刘准一听很高兴，于是给陈敏增加兵马。陈敏麾下原本有大量漕运兵，当下合兵出击。石冰的军队果然只是乌合之众，人数虽多却战斗力有限，一遇正规军就抵抗不住。陈敏与石冰交战数十次，每战皆胜，石冰从寿春前线往回逃，陈敏一路追着他打。

第二年（公元304年）三月，陈敏攻克建邺，将石冰驱逐出扬州。石冰走投无路，到徐州投奔封云，陈敏趁胜追到徐州。最后叛军内部发生分裂，封云的部将张统斩杀封云，向陈敏投降。

徐、扬两州叛乱被平定了，只是那时的中原又已经是乱得不可开交。

徐、扬两州局势日后另有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