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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哀。

正一筹莫展，有精通掌故的聪明人提醒成都王，在邺城除了司马家，还另有一个皇帝。成都王一点就通，他马上派人到陈留王府，征用天子御用衣物。

原来三十九年前晋武帝受禅之时，仿靠前辈魏文帝曹丕的作法，以对待天子的方式对待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武帝封曹奂为陈留王，准许他在自己的封地继续做皇帝，行曹魏的正朔，以天子的规格进行祭祀，上书也不用称臣。曹奂此后一直居住在邺城，两年前（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刚病死，时年五十八岁，比晋朝大部分皇帝的寿命都长，晋朝廷追谥曹奂为“魏元皇帝”。如今的陈留王是曹奂的儿子，他必定不敢再自称皇帝，但是他府上必定留有曹奂的遗物。

这个猜测马上得到证实，陈留王当即送来天子纹衣，还有装饰皇冠用的貂蝉、鹖尾等物，惠帝这才得以穿戴整齐的在邺城亮相。

成都王的精心布置最后只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想借此扭转舆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当时也好，后人也好，都认为“荡阴之役”咎在成都王，都认为惠帝是成都王的俘虏，《晋书》中将北征的军队称作“王师”，成都王与“王师”作对，自然就是叛臣。

平心而论，这件事上成都王其实有点冤，他指出御驾北征并非惠帝本意，而是受他人挟持，这确实是事实，但社会舆论其实并不关注是否符合事实，它只表达舆论传播者的情绪而已。

成都王有三个问题经不起询问：

一、如果成都王是忠臣纯臣，怎么忍心将天子的万乘之体置于枪林箭雨之中，而惠帝果然就在战斗中挨了三箭、伤了脸颊，差点丧命？

二、如果随扈北征的都是劫驾的逆臣，那该如何解释嵇绍的舍命救驾？嵇绍的血不是泼在惠帝的龙袍上，而是泼在了成都王的脸上，洗都洗不掉。嵇绍死后随即被公认为忠臣的典范，以至于成都王的盟友河间王也不得不作出姿态，要上书追赠他为司空，进爵为公；后来晋怀帝、晋元帝都先后给嵇绍追赠官爵，嵇绍最后被定爵为侯，官职为太尉，谥号为“忠穆”。四百年后，唐朝人奉旨修撰《晋书》，嵇绍的传记被列入《忠义传》，排列第一。

三、自从被立为皇太弟那天起，成都王的野心就昭然若揭，篡位自立只是时间问题，如今将北征诠释为惠帝为了自保而先下手为强，这也无不可啊。

车驾进入邺城的当天，成都王就让惠帝宣布大赦，改元，这已是当年的第三次大赦、第二次改元。改元并不是新鲜事，令人诧异的是新年号竟然叫“建武”，惠帝从洛阳来到邺城，无论诠释为被挟持也好、御驾亲征也好，都是灰头土脸的事，与“建武”两字根本扯不上关系；反倒是成都王打击了禁军俘获了惠帝，正在耀武扬威。

很明显，“建武”两字不是说惠帝建立了新的武功，而是在夸耀成都王的强盛武力，这个迹象无比清晰地透露了成都王想做皇帝，并且他已经急不可耐。

成都王已等不得惠帝回銮，到洛阳再进行禅让了，他打算撇开盟友河间王，以一己之力完成篡位。要做皇帝，首先当然是令天下归心，成都王派人去东海国，试图招回遁逃的东海王，东海王当然不会傻到自投罗网，没有应征。鞭长莫及，成都王也拿他没办法。

成都王接下来在邺城里搞整肃杀一儆百，以防止正式禅位时有人跳出来扫兴，不幸沦为祭物的就是此前曾劝成都王出城投降的东安王司马繇。八月初二，戊辰日，即惠帝入邺后的第九天，成都王收押了东安王，公然在邺城菜市斩首。

以东安王的显赫身份，他的死当然震撼整个邺城，群臣是否因此变得更加识趣了，这不得而知，因为成都王预谋中的禅位并没来得及发生，但东安王的死却促成了另一个皇帝的诞生。

司马睿当年二十九岁，他十五岁时那年，父亲司马觐、也就是第二任琅琊王病逝，司马睿嗣位成为第三任琅琊王。司马睿韬光养晦，“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沈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因此始终默默无闻，“时人未之识焉”。此前司马睿一直在洛阳，荡阴之役后与惠帝一同变为邺城的俘虏。东安王是司马觐的弟弟，也就是司马睿的嫡亲叔父，他一死，邺城内最惊惶不安的就是司马睿，这时幕僚王导劝他逃出邺城，回琅琊封国去。

司马睿连夜遁逃。据说当天夜晚月明星稀，邺城防备严警，司马睿无计可施，突然云雾晦冥雷雨暴至，守军躲雨不暇，司马睿趁机出城。

出了城仍有危险，原来成都王为了防止那些挟持来的朝臣遁逃，设下关卡，禁止显贵官宦通过。司马睿逃到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