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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争锋立威，以求在新的政权分配中多分得一杯羹。

齐王虽然动机不纯，但也不宜对他责备太过。大乱之后必有大赏，这已经成为惠帝一朝的规律，文臣向往在和平盛世里平步青云，武将则最希望国家多发生战争，好树立军功升官发财，古人所谓“乐国家之多故”，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乱世将至的时代，千万别指望这些手持利刃的家伙会无偿替人卖命，所以齐王必须喂饱麾下的那些将领、士兵，否则就会军心涣散，导致众叛亲离。

而这并非齐王一人的处境，成都王、河间王也是如此，他们拥兵赴洛的动机表面上是忠君爱国，实际是邀功讨赏。成都王的十几万大军就一直驻扎在京城；连在勤王过程中未发一兵一卒，没有立下任何功劳的河间王也亲自带领关中大军，冲到洛阳去捡现成便宜，作为勤王大计的倡议者，勤王运动的总指挥，齐王当然不甘心落于人后。

齐王司马冏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他的心计贯穿《晋书·齐王司马冏传》的始终。齐王善于揣摩人意，也擅长表演，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展示对自己最有利的姿态，以趋利避害，争取最大利益。

齐王司马冏是已故的齐献王司马攸的第二个儿子。司马攸有四个儿子，依次是司马蕤、司马冏、司马赞、司马寔，其中司马赞六岁早夭，活到成年的有三子（《晋书》关于此处前后有矛盾）。司马攸将长子司马蕤过继给早夭的弟弟辽东王司马定国；又将司马赞过继给另一个早夭的弟弟广汉王司马广德，后来司马赞也夭折了，就将司马寔代替司马赞过继。

四兄弟之中，唯独司马冏被父亲留在身边，表明司马攸对这个儿子别具青眼。少年时期的司马冏几乎就是父亲的翻版：为人谦和、仁爱、好施惠于人，有良好的口碑，史书上说他“少称仁惠，好振施，有父风”。

后来司马攸与太子司马衷争嗣失败，被武帝逼死，年仅三十六岁。不期而至的死亡令司马攸措手不及，他当时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具体的表现就是他还没来得及册立嗣子。所以司马攸暴毙之后，无人能够继承他的齐国王位。

对于弟弟司马攸的英年早逝，武帝的心情一半是愧疚，但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为了掩饰兄弟阋墙的事实，标榜自己是个好哥哥，武帝两次亲自到司马攸灵前吊唁，哭得哀恸无比。这幕亲情表演也许能骗倒一些不知内情的臣僚，但是绝对骗不了侄子司马冏和他的兄弟们——对此，武帝心知肚明。

所以当时司马冏兄弟仨的处境就十分凶险，倘若武帝认为兄弟仨内心潜伏着怨恨，说不定就会斩草除根。太子司马衷的低劣使得武帝的心理脆弱无比，他既然忍心逼死胞弟，就不会对侄子们心慈手软。诚然，武帝内心是怀有愧疚的，但是众所周知伴君如伴虎，皇帝的恩宠总是潜伏着杀机，皇帝的愧疚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福消受的。

为了保住前程性命，司马冏兄弟必须解开武帝这个心结，但这谈何容易？皇帝圣心原本就难测，更何况武帝好名誉，司马攸之死引起朝野上下流言纷飞，成为武帝内心不可触及的隐痛。司马冏兄弟如果不知好歹，贸然向皇帝表示忠心、表示宽恕，只会加速灾祸的降临——皇帝可不需要任何人的宽恕，他如果欠了人情，能还的肯定还，不能还的只有杀掉了事。

生死关头优劣立显。司马蕤、司马寔显然在听天由命，他俩脸如白纸，吓出满身冷汗，不敢支吾半句；司马冏却跳出来在父亲灵前号啕大哭，请求皇帝伯父替先父报仇！

武帝吓了一跳，什么意思！大庭广众之下向我兴师问罪？

武帝充满杀气地问司马冏，何仇之有？

司马冏咬牙切齿地说，当初陛下派遣太医症治先父，没想到那些太医心怀叵测，竟然向陛下禀报先父无病。这是诬蔑先父欺君，也是陷害陛下于无法辩解的境地，最终导致先父含恨而死。太医们离间骨肉、荼毒皇室，请陛下诛杀太医，替先父报仇。

按司马冏的策略，父亲的暴死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武帝逼迫父亲离开洛阳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一味地回避反而显得心存芥蒂，所以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将问题引向别处，追问为什么武帝当初那么冷酷无情？

司马冏替武帝找了一个很好的台阶：皇帝也是被蒙蔽的。

按这个说法，司马攸惨死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些欺君罔上的太医，他们必须要为司马攸之死负全责，皇帝就此撇清了关系。同时，司马冏也很巧妙的向皇帝表明，他们兄弟仨是非分明，绝对不会误会，也绝对没有怨恨皇帝伯父。

果然，司马冏这套说辞让武帝龙颜大悦。武帝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