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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王篡位是“八王之乱”的一个分水岭。

如果没有赵王篡位，中国历史上根本不会留下“八王之乱”这个名词。发生在晋惠帝朝前十年的系列政变，会被当做屡见不鲜的宫闱斗争而载入史册，其篇幅不会超过西汉初年的吕氏之乱，也不会超过东汉的外戚窦氏、梁氏之乱；论死亡人数，它与汉武帝戾太子之乱相去甚远，论惨烈程度，它与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在伯仲之间。总而言之，历朝历代都有这种程度的阴谋诡计和杀戮，晋朝之前屡有发生，晋朝之后更是络绎不绝，它将湮没在数以百千计的政变之中，让后世读史者过目即忘。

赵王一篡位，就像汽油落下了火星、炸弹触发了引信，将这场原本止于京城之内的政变扩散为全国范围的战乱。那些利欲熏心的达官贵人固然死不足惜，但是战乱扩散之后，普天下的百姓都要为他们的野心承担后果。赵王从篡位到失败被杀共计六十多天，战火波及冀、并、兖、豫、司、荆、扬等七州，十万人直接丧生于战场，破坏程度与西汉“七国之乱”旗鼓相当。

“七国之乱”是汉景帝试图割掉尾大不掉的诸侯国、巩固君权而激发的叛乱，目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平定“七国之乱”巩固中央集权是“文景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武帝开土拓疆，建立不世伟业的前提。这一仗驱散了西汉王朝上空五十年之久的分裂阴影，此后中原一百五十年没有爆发生大规模内战。

“七国之乱”是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恢复之后大汉王朝获得了新生，赵王篡位则刚好相反，它是君权破产的标志，也是国家分裂的开始。“七国之乱”中的十万尸骨奠定了汉武帝“筑城朔方，封狼居胥”的根基，而晋惠帝永康二年，十万将士的鲜血却润滑了乱世的大门，妖魔鬼怪从此推门而出残食人间，赵王可谓罪恶浩天。

赵王篡位是以失败告终的，司马衷在皇家监狱里住了三个月之后，又重新被迎回了皇宫。表面上来看是皇帝笑到了最后，实质上他是最大的失败者。从他被关入金墉城的那一刻开始，皇帝就已经死了，从此在天下人的眼里，坐在御座上的不再是受天明命的圣天子，而只是一个自顾不暇的傻瓜可怜虫。君主的权威扫地，朝廷的威严扫地，司马家的威信扫地，地方上开始离心离德，各异族也开始蠢蠢欲动，百姓们也开始忧心忡忡，觉得太平日子到头了。

齐王在赵王死后成为惠帝朝新的执政，表面上看来他是赢家，实则大不然。齐王的执政地位得之侥幸，失之必然。

执政实质就是代行皇帝的威权。赵王篡位之后，皇帝的威信扫地，各地方都督连皇帝这个真老虎都阳奉阴违，更何况狐假虎威的执政者？

按照晋律，各都督的权力是受中央严格控制的，他们不可以染指地方行政、财政，都督们征兵、发兵，甚至调动兵马，都需要皇帝的诏令才可以实施，否则就是矫诏，就是死罪。在君权巩固的时候，各都督都循规蹈矩俯首听命，即使贾皇后犯下了谋杀太子这样天怒人怨的罪行，他们也只能乖乖地接受现实。赵王将皇帝打倒，这给都督们提供了一个正义合法的机会来试探中央的实力，他们跃跃欲试又心怀忐忑，于是各地都督联合起来挑战中央，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结果都督们成功了，都督之一的齐王更是一跃成为新的执政者。但此时执政者的含金量已经降低，执政者再也没有以往那种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赫赫威权。事实摆在眼前，皇帝只是纸老虎，中央执政也只是纸老虎，尝到甜头的地方都督心中难免会这样想：“既然齐王打进洛阳就能成为执政者，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

实权人物动了这个贼心，“八王之乱”就彻底进入了弱肉强食的阶段，晋王朝也加速全面崩溃。此后，河间王、成都王、王浚等人动辄攻打洛阳，动辄劫持皇帝。司马衷彻底沦为玩偶，圣旨朝令一文不值，执政等同狗屁。

因此，齐王到手的权势全都只是幻影，迎接他的只有死亡。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大败局，没有人从中获益。

齐王入洛阳是在永宁元年六月乙卯。当时大局已定，惠帝复位，赵王已在两个月前被毒死在金墉城。

勤王既已成功，就没有继续拥兵自重的理由，如果齐王是一个纯臣，他就应该解散招募来的军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然后入朝觐见。但是齐王没有，不仅没有，他还在继续接纳从江南、淮南各地投奔而来的游兵散卒，同时联合新野公的荆州军，拥兵几十万，战争结束之后齐王的军队反而超越了战时。

齐王的动机明显不在于护卫皇帝司马衷，而是与成都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