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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王。

恰在此时，惠帝御驾北征，传檄四境。此事不仅给王浚送来一个绝佳的出兵借口，还送来了一个绝佳的盟友。

这个盟友就是并州都督东嬴公司马腾。王浚有两个理由与东嬴公结盟：一、东嬴公是东海王的亲弟弟，所以注定是成都王的敌人，对于王浚而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二、王浚的私生子身份使他在家族中被人瞧不起，但他毕竟是太原王氏的一分子。太原王氏是西晋一等一的门户，不过到了晋末有点中落，代表人物王浑、王济父子先后逝世，余下王湛等人名声不显，唯一位高权重的太原王氏子弟就是王浚，因此维护门户安危是他推辞不了的义务。太原郡隶属于并州，就在东嬴公的辖区内。

王浚与东嬴公相约共同起兵，从幽州、并州两个方向进攻邺城。王浚的军队由鲜卑段部、乌桓部众与幽州兵组成，王浚任命主傅祁弘为前锋，领步骑两万人先行，自己领主力后续。

当时鲜卑骑兵的悍勇天下闻名。匈奴骑兵同为天下精锐，但是据《晋书·李矩传》里形容，匈奴人一向惧怕鲜卑人，甚至到了远远看到鲜卑骑兵，就不战而走的地步；《晋书·邵续传》里描述说羯人石勒也很畏惧鲜卑，曾有一次石勒正在围攻邵续，听闻鲜卑段文鸯即将赶来支援，竟然带着八千骑兵弃阵而走。

史籍记载也许有夸张之处，但是鲜卑骑兵能征善战那是肯定的。祁弘借道冀州，一路摧枯拉朽，冀州刺史李毅派兵试图阻击，结果被祁弘轻易突破防线，打通冀州。

王浚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实在太快，因此和演的死讯与冀州失守的消息差不多是同时传到邺城的。当时荡阴之役已经结束，成都王正急于杀东安王做皇帝，听闻战报大吃一惊，勿忙派出北中郎将王斌去狙击祁弘，王斌出发后不久，成都王想到此番敌人非同小可，于是又派出右将军石超作为后援；同时，成都王派出了王粹去进攻东嬴公。

即使派出了三支军队，成都王依然无法感到安全，他的担忧形于颜色，结果就给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这个人就是匈奴刘渊，他名为晋朝的臣子，实际上却是晋朝的人质。从曹魏咸熙年间起，他就作为担保族人不会反叛的人质，到洛阳过起受监视的生活，此后从洛阳到邺城，他始终只是一个人质，晋武帝也好成都王也好，都将他看做潜在的敌人而处处提防。

“八王之乱”开始后，中原汉人自相残杀，晋朝廷日愈孱弱，原本臣服的各异族都萌发野心蠢蠢欲动，强国之余的匈奴当然不例外，他们秘密推举了刘渊为大单于，试图恢复匈奴故国。所以刘渊身在邺城却归心似箭，他曾找出种种借口要返回并州的匈奴部落，但都被警觉的成都王识破。此前不久，刘渊还请求还乡参与葬礼，再次被成都王拒绝，刘渊虽然怀恨在心，但是无计可施。

如今成都王大难临头，心神大乱，刘渊的机会就来了。

刘渊对成都王说：“并州、幽州二镇放肆跋扈，拥众十余万进犯邺城，兵力如此强盛，恐非殿下的宿卫军与邺城士众所能抵御，请殿下派我回并州，我将招集五部匈奴，共赴国难。”（注：魏武帝平定北方，将匈奴分解为五部，派遣汉人进行监督，晋朝延续了这一政策。）

成都王又惊又喜，一时不敢相信匈奴会发兵救援，他问：“五部匈奴真的会来么？即使能来，鲜卑、乌丸疾如风云，能抵挡得住么？”成都王这时明显缺乏自信，已经想到逃跑，他接着说，“我想奉乘舆返回洛阳，先避其锋芒，然后再传檄天下，招集义兵共讨逆军。你意下如何？”

听到成都王想逃，刘渊表示反对，说道：“殿下是武皇帝之子，又曾为王室立下大功，威名远播四海，天下人无不想为殿下卖命效力，殿下留在邺城岂会有难？王浚不过是个竖子，东嬴公是宗室疏族，这两人又岂能与殿下争衡？如果殿下离开邺城，那就是示弱于人，到时候军心动荡后有追兵，恐怕未必能够到达洛阳。即使能到达洛阳，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殿下又岂能继续掌握威权？到时候殿下传檄天下，又岂会有人奉这纸檄尺书？”

晓以利害之后，刘渊把胸脯拍得呯呯响，说：“东胡人再勇悍，也比不过我们匈奴。请殿下放宽心，只管在邺城安抚士众，这两个逆贼交给我来处理。我将用二部匈奴摧毁东嬴公，再用余下三部匈奴直取王浚首级，胜利指日可待。”

成都王已是病急乱投医，听闻此言就如抓住救命稻草，大喜过望。他当场任命刘渊为北单于，让刘渊回并州收拢匈奴五部，救援邺城。

成都王这一时的失察，给后世带来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