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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穆勒区分了经济学的动力学与静力学,开创了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的先例。他将以动态分析方法考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其遵循的法则与长期趋势的理论称为“经济学的动力学”或者“运动的学说”。而将以静态分析方法考察生产、分配与交换的理论称做“经济学的静力学”或者“平衡的学说”,此方法论述的是“静止不变的社会之经济法则”。
穆勒在对经济制度的看法上,受到了圣西门和西斯蒙第等人的影响。穆勒认为,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就是研制革除社会制度弊病的改良处方。他表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应该主要研究以私有制与个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的生存与进步条件,而人类发展现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不是推翻私有制而是将其改良,并让社会上的所有成员从中受益。
在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穆勒进行了调和折衷,他一方面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原则,另外一方面也强调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穆勒认为,自由放任原则无法自然地导致利他行为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人类应当互相帮助,穷人更加需要帮助,而穷人提出的给予帮助的要求是最有力的要求。自由放任原则无法给穷人提供帮助,最充足的理由就是由社会组织来救济急需救济的人,然而最有力的救济就是政府来制定与实施济贫法。另外一方面,个人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可是其结果却远远超出了个人利益的范围,涉及整个国家与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对于此种利益,惟有靠整体的力量,才能够予以维护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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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3)
穆勒的主要著作包括《论自由》、《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中若干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功利主义》等。
穆勒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就是1848年出版、之后又多次再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著作是19世纪下半期西方国家无可争议的“经济学圣经”。一直到19世纪末期,在英、美等讲英语国家的大学中,该书始终是初级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教科书。在学术理论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科学作品凤毛麟角。
《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一直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良好口碑,当然这并不在于穆勒的学说体系与理论观点的独创性,而是在于他对前人与同时代人经济学的综合。此种综合是以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为基础,同时又继承了马尔萨斯、萨伊和西尼尔等人的某些理论与见解。穆勒将这些观点以折衷与综合的方法构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穆勒本人也曾经坦然表示:我是各种矛盾学说的接受者。
书外人语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19世纪英国一位十分博学多才的重要思想家。他在哲学、逻辑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有人认为,“穆勒是洛克以后英国实验主义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伦理学中,他主张“凡是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动就是正义的行动”。他把这一思想确立为指导自己毕生活动的目标。在我国很多人对他的名言,如“天才惟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能自在地呼吸”、“人性所厌恶的,习俗却偏将它们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等都能脱口而出。
穆勒的哲学思想的力量和弱点都来自他企图把一系列不同的线索融合在一起。他当然希望保持一个个人行为免受干扰的空间,但是他也想往自由的思想里添加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穆勒著作中左右摆动的轨迹破坏了人们试图从他的大量著作中归纳出一个框架和系统的尝试,但是穆勒根本不在乎这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做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上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他的这个观点现在听来也很有道理。
柯林尼写到,“穆勒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对科学的本质和方法的描述获得了在英国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像教皇一样。”19世纪末期激烈抨击穆勒的阿瑟·贝尔福(ArthurBalfour)抱怨说穆勒在大学的权威地位可以和“在德国哲学界雄居40年的黑格尔以及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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