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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东西。我们每人摁了手印以后，就把我们送到半步桥北京监狱的收容所去了，我也就从此与世隔绝，开始了我的劳动教养的生涯了。

陈晓楠：劳动教养的日子是十分难熬的，但是对于杜高来讲，痛苦不过刚刚开始，还有更大的饥饿、屈辱和罪名都在等着他。那么，杜高的生活究竟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他的档案里还记载了哪些辛酸往事？而他在解除劳教之后，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另外，杜高的那些好友们，又是怎样一个一个地离开人世的呢？下周请您继续关注“口述历史”。

杜高档案（下篇）

陈晓楠：1998年，青年学者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意外地发现了戏剧家杜高的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可以说，杜高的青春就是由这厚厚的一堆档案材料组成的。李辉后来回忆说，当看到这个档案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会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这样的一些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杜高后期的档案材料，是他从1958年到1969年整整十一年六个月间强制劳动改造的记录。而塞进档案袋里的，无非都是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自己写的思想改造汇报、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检讨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底发生的两个窝窝头事件，李辉在看到这份材料之后对杜高说，这也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喜剧吧，只不过这个喜剧里面浸透了杜高的眼泪。l米l花l书l库l&nbsp；http：//www。7mihua。com

杜高：那已经是临近1960年的冬天了，全国开始饥饿了。那个时候我们定量很少了，每顿就是两个小窝窝头。这一天轮到我到伙房领窝窝头。有一个技术人员，不知道那天他是病了还是下车间了，我打了他的饭回来，两个窝窝头没人领。每个人都发了两个窝窝头。那个时候我很饿，我的确产生了想法，没有人要嘛，我就没有及时退给伙房。周围的人都是很敏感的，不知道哪个人汇报了这两个窝窝头搁在那里。来了一个管教干部，就问：这两个窝窝头怎么还在这儿？我赶紧就把这两个窝窝头送还伙房去了。管教知道我心里想吃这两个窝窝头，就开了一个小组会，要我交代没有退回这两个窝窝头的事情，别人来分析我的思想、帮助我提高认识。我很坦白啊，我说：我的确想吃掉这个窝窝头，因为我肚子很饿啊，想吃。哎呀，就开始批判，那个小组会的发言记录都保存在我的档案里了。这还不够，小组会开完以后，那个管教干事对我讲：你要很好地写一篇检讨，你这个思想，你不很好地写一篇检讨是很危险的，你已经走到很危险的边缘了。哎呀，我一看这个事情很严重了，那天晚上正好是1960年的除夕，那天晚上很冷，我就趴在监舍的炕上，很微弱的灯光啊，我趴在下面写检讨。这个检讨我后来再回忆，真是用一个字一个字地来鞭打我自己的灵魂啊！我是如何地自私，我是如何地卑下，我是如何地禁不起窝窝头的诱惑，我是如何地有资产阶级的那种贪婪的思想，我是如何地反人民，我是如何地最后要走到反社会主义，就从这两个窝窝头，我就上纲，一步一步地上纲到把自己彻底地糟践成为一个反对新社会、反对共产党的罪人。我的这篇检查完好地存在档案袋里。

解说：这就是1960年的除夕夜，杜高写下的那份检讨书。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了1961年新年的黎明。杜高一直盼望着这一年，他觉得届时他将因为劳教期满三年而恢复自由。然而杜高的满心期待又一次化作了泡影。他被宣布继续劳教三年，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

杜高：那个时候我们关在一个铁门锁紧的监舍里。有一天休息，我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一个年轻的犯人，二十来岁，大概是个小偷。他在看一本破烂的书，我就走过去，问：你看什么书啊？一看他在看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丝洛娃在监狱里。我就跟他聊起天来，因为我很熟悉这本书。我大概说了一句什么狱吏，这个狱吏大概就相当于监管我们的这些人吧。好，他给我汇报了。他写了个材料，说我说现在的管教人员，就跟那个沙皇时代的狱吏一样。这个时候正好要给劳教分子定期了，于是宣布我继续教养三年。我是在那个劳改工厂里，定期最长的一个右派。哎呀，我当时心里很沉重啊，我已经劳动教养三年了，又来个三年，怎么我一个人要定这么久呢？那个管教找我谈话，他一只脚踏在一个椅子上，抽着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想一想，你思想多反动，你骂我们是沙俄时代的狱吏，你诬蔑革命干部。他就一口烟一喷，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