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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播了。陈北鸥偷偷向一个右派分子传递消息，是冒着风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同我划清了政治界限，要把右派彻底孤立。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除了他自己的检讨和交代，还有许多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在专案小组的监控下，在大批判的高压下，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只能不停地写检举材料，不停地把昔日的朋友当作敌人来鞭挞。

杜高：比如像汪明，我说他非常悲惨。他还是像“肃反”运动一样，还是跳上台去揭发，坦白交代自己，揭露吴祖光，揭露小集团。他为了表白自己，交代了很多，有些很不实事求是，有意丑化、夸大了的。他为了表现自己，你看我对党是多么忠诚啊，我是多么愿意坦白，把我思想灵魂里面的最肮脏的东西，我都给交代出来，把我们讲过的什么话，开玩笑的话，什么都写成材料。所以，后来吴祖光夫妇还有几个朋友对他不是很谅解，但是我还是从心里非常同情他，因为我很了解他，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热情的年轻艺术家，而且他是很要求进步啊，他的确是很信任、很拥护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解说：朋友间的相互检举和揭发不但没有保住自己，相反，这些材料反而成了“小家族”新的罪证。批判“小家族”的文章和发言接踵而至，一篇又一篇，调子也越来越高了。

杜高：发言集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小家族”怎么反党，从政治上对我们进行揭露和批判。还有的发言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生活怎么腐化，怎么糜烂，资产阶级的享乐，而且玩弄妇女，拼命地丑化我们。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年纪轻都没有结婚，特别悲惨的是汪明，我知道他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结果他的右派罪行里说他玩弄妇女，我每想到这个都很为他悲伤的。所以在“肃反”运动里，有一天晚上，专案组一个女的，来审讯我，要我交代：你和哪些女孩子恋爱过？你心里喜欢过谁？你们干过些什么？我当然都老老实实交代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纯洁的青年，我和谁跳过一次舞、看过一次电影，或者一同吃过一次饭，我都交代了。我也有过一次恋爱，很年轻啊，都交代了。她还不满足，没有尽兴，再问：你跟那些女的到了什么程度？接过吻没有啊？你看，我那个时候很不好意思，她是一个比我年长的妇女，早已经结婚的人，她还要追问：你和谁发生过关系没有？我说没有。那你心里想过没有？我是一个男青年啊，我想过啊，我不说谎啊！她说：你要老实交代这个。她对这个兴趣很大。我现在回忆起这些审问，我感觉都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摧残。

陈晓楠：1958年2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和“小家族集团”的全部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一位副部长在会上宣布了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田庄、陶冶随吴祖光等人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戴浩、杜高和汪明另作处理。这时候，杜高已经预感到对自己的处理会更为严重，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杜高：1958年4月18日，这一天我当然是不能忘记。那天一早我到文联大楼去，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就把几个，一共五个要送去劳动教养、开除公职的右派，叫到党委的办公室，就告诉我们：要让你们看“反右”结论，在结论上签字，看你同意不同意。我根本都没怎么看，我就看了一眼，他们用手蒙着那个纸啊，最后一行不要我们看，就看你同不同意你的这些罪名。这个已经批判了无数次了，我一看不就是“小家族”啊什么的，吴祖光啊，不就这些内容嘛，我就签了一个字，同意了。然后他把手拿开，根据以上的这些罪行，决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个时候从隔壁的屋子里，走进一个公安人员，夹着一个黑皮包，他已经埋伏在那里，已经等在隔壁的屋子里了。他进来，把我们带走了。卡车就停在文联大楼的门口，公安局的卡车等在那里把我们送走。我们被押上了那个卡车。所有大楼里的人，没有一个跟我们打招呼的。我们穿过文联大楼，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那个楼，第三层，从那里走过。我印象里最深的，唯一的一个就是把周总理不让放电影的消息偷偷告诉我的那位陈北鸥先生，他一个人跑了出来，跟着我的脚步在我的后面说了一句：“你会回来的，早一点回来。”这两句话我心里很感动，就他一个人悄悄地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就下楼了。我们就被送到公安局东单分局。到东单分局干什么呢？是让我们两个手掌都摁上黑色油墨，留下我们的手掌印，这就是犯人档案，因为每个人的指纹掌纹是不一样的，有了这个，这个犯人就进了公安局了，我这才懂得了是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