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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主义的终结（3）

我开始追踪非非的创作及理论。

如果说“今天”是对毛话语体系作出的第一次偏离（对所指的偏离），那么非非对毛话语体系作出了第二次偏离（对能指的解放）。杨黎曾告诉我：“诗是能指对所指的独立宣言。”就这样，非非突破了文字的恐惧症，获得了全面的身心自由。放开手脚、颠覆中心，走出文字的禁忌。他们首先集中火力歼灭诗歌中法西斯般的文学*——形容词，清除语言的道德含义；他们以最大的可能让名词、动词获得它们的最初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出现了杨黎先验的“无意义”声音：下面请跟我念：安。安（多么动听）麻。麻（多么动听）力。力（多么动听）八。八（多么动听）米。米（多么动听）牛。牛（也依然多么动听）或者/这样念：安麻。安麻（多么动听）力八。力八（多么动听）米牛。米牛（也多么动听）一片片长在地上长在天上……这声音出现在《A之三》。他试图在原语言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能指系统，推翻所指的长期“*”，让能指脱颖而出，恣意漫游。纯声音、纯书写、纯发现、纯还原及纯“不在”或纯引领——向高处，没有知觉的高处，本来的高处（这是一次更彻底的虚无主义的不可能胜利的努力）。这里，在“安、麻、力、八、米、牛”的世界里，没有悲观、没有时间、没有意义、也没有形容词带来的等级化或失语症，只有“最初的”极简单的声音的再现和词语的碎片。杨黎曾满怀这种创造了“简单”的奇迹之情告诉我：“１９８６年非非创刊意味着第三代人的论争结束。第三代人其实质是用一个数词来指三种创作倾向：北岛式、杨炼式、万夏杨黎式，特别以第三种区别北岛的朦胧和杨炼的史诗，并不是断代的意思。所以今后不再会有什么第四代、第五代之类了。”

接着非非主义理论家蓝马在一个１０月的黄昏被敬晓东介绍给我。我知道他是“非非”的命名人。他的《前文化导言》试图为人们的头脑打开一扇可怕的窗户，他层出不穷的非非理论被认为是一个超越了德里达的狂想，他最初的诗作《沉沦》就已表现出反文化的坚决倾向。按照他的理论：“先有奔月的艺术，才有登月的技术。”而非非所进行的正是无迹可寻、需要承担最大风险的奔月的艺术。从“知”到“行”还是从“行”到“知”？他也懒得深究，一个率先的迷失者，一个没有坐标的探险者，一个只对非非命题命名有兴趣的人（他在１９９３年还对我谈起于坚正在对一只乌鸦进行非非式命名），他日继夜以非非的名义对世界命名：“指船/指帆/指鸽/指鸥/指海……/水与水一位一体/手与水二位一体/走船/走水/走鸽子/……/指远/指近/指周围……”在这首他所写的《世的界》中，他实践其“还原”理论，履行其“走向迷失”的诺言，破坏世界的基础形容词、破坏世界的结构动词、破坏世界的元素名词、破坏世界的绵延和场所数词、副词、度量词，总之破坏世界一切的语言制度，破坏所有对语言的记忆制度，从这些制度中把一切解放出来，解放从“世的界”开始，从其中的“的”字开始，世界再不是世界而是“世的界”，这个小小的“的”字在此起到了一个革命性的作用，世界的面貌由此改观。从此地出发，从“的”字出发，蓝马退出了世界！退出了价值！退出了语言！退出了文化！退出了人！同时又把语言、把人、把世界引入对语言的绝望境地，蓝马从不说开始说，“在沉默中坚持一片喧哗”，“能说的，都是不必说的，必须说的，恰恰是无法说的”。（维特根斯坦语）。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三、非非主义的终结（4）

世界在“世的界”中形成了非非的世界。

而１９８５年底，另一名号称“鬼才”的非非诗人何小竹正坐在涪陵暗淡的家中写《牌局》、《大红袍》、《葬仪上看见红公鸡的安》，他雅致的面部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对自身写出的文字的惊恐。他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表情将导致什么。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这些已经写出的《鬼城》组诗（这些诗共十首，被非非命名为《鬼城》，发表于《非非》创刊号上）已将他置于一个无法评说的境地，他感到恐惧似乎在抓住他的头发叫他离开地面，返回已不可能了。这时的何小竹正在不自觉的进入非非冥想。紧接其后，在蓝马《前文化导言》的冲击下，他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进入非非。他以盲人摸象这一成语对非非作出自己的解释：“非非是几个盲人摸的那个大象。我、蓝马、杨黎、吉木狼格等人就是摸象的盲人。我们写出的诗各不相同，但组合起来就是一头‘非非大象’”。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