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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我初次听到这个名字是19８６年５月，当时西南师大美术系的一个学生王洪志告诉我周伦佑邀请他加入非非。“非非，这是什么意思……”我在想，我想到周伦佑，一个有综合才能和有抱负的文人，一个不知疲倦的激昂的演说家，他就是非非主编，内心装满支配性里必多（Libido）的抒情权势。我在１９８５年见过他，他当时正在全国进行漫游和演讲，他来到西南师范大学接近尾声的浪漫的一站。在一个月夜，在一间灯火通明的阶梯教室，黑压压的学生抬起苍白、焦渴的脸朝向一个很有经验的雄浑的声音，他正讲到“象征”或“超现实”。一个热血汹涌的抒情战士现在驾驶着非非的梦船起航了。这行动（卓有成效的集体行动）本身就满含激烈的抒情力量。尽管他们在诗歌中有意反对抒情，但却从反面走向了抒情，正如艾略特所说：“向上的道路就是向下的道路。”一极必达另一极。

我和杨黎的交谈一直与诗无关。我对他谈到了毛泽东，他后来也津津乐道于毛泽东及他的一句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座右铭是一个启示：它启示了一种杨黎式简洁、朴实、“还原”的话语，他是否决定了在毛文体的基础上继续从事语言革命。他后来告诉李亚伟：文化革命曾带来一个口语彻底书面化的时代。废除古文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成熟的现代汉语文本。鲁迅的语言不是完全的现代汉语，沈从文也不是，只有到了《毛泽东选集》才形成真正的现代汉语，这堪称现代汉语的一个里程碑，毛文体统一了新社会的口径、约定了口气和表达感情的方位，新一代人民用起来极为方便，报纸、电影和讲话、甚至恋爱都采用这种语法和修辞。

是的，中国的长城在当时正有效地阻挡着西方资产阶级的话语入侵，而如今城门一开，人们就争先恐后要丢掉“毛泽东语言”这个传统（其实丢掉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延安整风运动，政治学习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毛话语普及模式。毛泽东依靠这个有效的模式在４９年以后通过报纸（最好的手段）、杂志、政治学习（这最厉害的形式），思想总结，建立了一整套更完美的学习制度。我们在这个学习制度日复一日的训导下，从小就自然而然培养了毛话语的思维习惯。而早年奔赴延安的青年俊才何其芳、卞之琳、艾青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个人现代性话语进入毛话语体系，心甘情愿脱胎换骨，这的确是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或许是“毛文体有一个优势——他的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现代话语——一种和西方话语有密切关系，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１９９３年第３期。或许是某种天意的力量而非毛话语本身。谁说得清呢？据说爱走偏锋的法国怪才福科晚年也被毛话语所吸引。但毛主席也许意识到，为了转变意识形态必须改变语言和写作，语言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很早就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过：“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这就是毛泽东的力量之所在，他倡导的简洁文体有一种朴实的权势（一种现代文本的快乐？），这种语言权势犹如一股道德威力的确深入人心，诗歌界的叶文福不是就以这种道德权势进行现实主义的漫骂吗？骆耕野不是也以这种道德权势写《不满》吗？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偏离——摆脱权势的基本程序（“今天”做了一次可贵的偏离，但又堕入另一种“今天”式的话语权势），而偏离在一般情况下却是相当困难的。我有一位研究音乐学的朋友付显舟（与我同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研究生，他有一次对我说：“很奇怪，我一写文章很自然地就是毛文体所规定的那一套话语；我老想偏离但做不到，毛文体用起来就是得心应手；我甚至尝试西方现代批评话语或五四时期的话语，但文章就写不动了，语言也不灵了，还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我明显感到毛文体话语的强大。”他自叹恐怕这一辈子只能在毛话语体系下生活、工作、写作。我同样也感到偏离的困难。写诗碰巧能作出有效偏离，但一写文章就有种文字恐惧症，对所谓时代语言害怕、对中国传统语言害怕、也对车尔尼雪夫式、黑格尔式、别林斯基式、列宁式（许多人在背离毛文体时采用这类文体）害怕。言说如此困难，我将如何开口，我感到一种与我相隔离的话语权势高高在上，我处在它无形的监狱里。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