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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或有融资额度、部分担保、信誉风险的形式出现。

事实上，很多大型金融机构最终被迫直接将正在“大出血”的结构性投资载体移至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而从它们自身的资本稳健性和信誉地位来看，这样做尤其不合时宜。2007年11月26日，汇丰银行宣布将直截了当地把大约450亿美元的资产计入其资产负债表，这些资产原本存在于两个与其相关联的结构性投资载体中。12　按照全面风险加权法计算，这一行动导致该银行的监管资本比率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刚好在9％以下。其他银行紧随其后，也做出类似的公告。例如，几周后，花旗集团宣布将当时存在于其大规模结构性投资载体计划中的资产移进其资产负债表。

信用评级机构，尤其是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它们使复杂的金融产品更容易迁移至一些机构和资产负债表，这些机构和资产负债表缺乏理解和评价有关风险的专门技能。信用评级机构得益于“国家认定统计评级组织”（NRSOR）的身份，实际上承担了投资者利用评级限制以控制风险看门人的角色。13　投资者的投资指南上向来会注明，评级低于某一门槛水平的投资品不得买入。而事实表明，评级机构却相当积极地将结构化产品的组别（或称切片）评定为AAA级，由此使这些产品得以进入一大批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其他大型投资者的资产组合。

碰撞　第二部分（5）

随着市场将这些组别的资产按BBB级或更低信用评级交易，人们提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质疑评级机构所采用的评级方法的稳健性，也质疑潜在的利益冲突，原因在于评级机构会获得由结构化产品生产者支付的报酬。所有这一切重新引起由来已久的关于“谁给评级机构评级”的担忧（我们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对此再做讨论）。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最终的结果不仅仅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风险构架复杂的产品，其中有些产品此前尚未经受时间的检验。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美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期限不匹配，这在经济如此先进成熟的经济体中是极为异常的。的确，由于使用短期资金为长期贷款融资而产生了大量期限缺口，这在当时让我想起以前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危机的一些状况（如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泰国、2002年的土耳其）。

吉莉恩·泰特（Gillian　Tett）在《金融时报》上对这种状况做了很好的表述，她说：“金融家在这十年里不仅创造这些产品达到了令人吃惊的规模，而且他们在此过程中融资不匹配的情况又如此令人震惊。”她还说：“真正令人错愕的是，这种融资不匹配造成的风险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如此不受注意……直到最近，似乎也没有几个政策制定者、银行家或投资者曾仔细想过这种做法的前景。”14

想一想：世界经济看起来更加难以理解（这是异常现象广泛出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并且多边金融监管机制正在令我们失望，在这样一个时期，市场最终却愿意通过新的结构化产品、表外导管和其他工具的金融杂技，承担风险更大的头寸，而这些结构化产品、表外导管和其他工具均位于经验丰富的公共或私营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外。与此同时，过多的投资者错误地认为由技术驱动的波动性下降意味着风险真的下降了。并且，与此同时，金融创新非但没有真正在全球系统内分散风险，反而使风险过度集中于全球系统的一些最具敏感性的部分，过度集中于一些最不稳定的资产负债表上。

花旗集团时任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于2007年7月10日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将当时的形势做了一个精妙的总结，现在这篇专访已名闻遐迩，他说：“从流动性角度讲，当音乐停下时，情况会变得很复杂。但是，只要音乐仍在演奏，你就得起身舞起来。我们现在还在跳着。”15

我怀疑，包括普林斯在内的很多人是否设想过，当音乐停下时，对花旗集团（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来说，情景将会有什么样的演变。到2008年1月时，花旗集团还在奋力从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手中筹募新资本。花旗集团付出了失去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好几位高管的代价。而其信用评级降至AA…又进一步让其难堪不已，在其前景不容乐观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份羞辱。

1月的一个夜晚，我放下工作，在驾车回家的路上，从BBC全球服务台中听到花旗集团史无前例的巨亏在新闻播报中成为头条新闻，对此感慨不已。几天后，《华尔街日报》以一个简单有力的图表传达了“红字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