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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们酒楼好象比较稳定。”我不经意地问，“阿超都干了两年多了。”�

“对四川人来说这里是特区的内地，一般不炒四川人，老板毕竟也是四川人，但对外省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炒掉，每天都有人被雇佣。”她说。�

“我倒是挺羡慕你们的。”我说。�

“怎么，尝出了这里的味道吧？”她笑着问。�

“不，不，我的意思是你们活得挺轻松的，没有压力。”我说。�

“是不是怀念以前的单位了？”她问。�

“现在怀念也没用了，落草为寇，回头无岸了，能撑一天算一天吧。”我无奈地说。�

“我倒认识一些公司的老板，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你是英语专业，对不对？”她问。�

“谢谢！真是不好意思。”我羞愧地说。�

“没什么，老乡嘛。有什么事说出来，不要不好意思。在外面，不比家里。”她宽容地说。�这时电话响了，阿蕾叫道：“苏姐，寮国长途电话。”苏茹去接电话，我看见她笑容满面，时不时说几句寮国语。我蓦地想起此刻糜局长在寮国干什么。�

待她打完，我笑着说：“你真不简单，公关公到寮国去了。”�

“那是个千万富翁，还不到四十岁，大贸易商，在深圳的生意就不下几百万。”她解释说。�这时阿利走过来，阿超问她：“阿利，你的良哥来了吗？”�

“他来干什么？”阿利问。�

“来卖鱼呗。”阿超笑道，“我们酒楼可是个大买主呵。”�

“阿超你口真臭，他这个周末来。我们只是好朋友啊，别乱说。”她说。�

下午两点后，我又到了深纺工业大厦。有一家港资企业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个黑龙江人二十多年前到香港单枪匹马奋斗出来的企业，人事部的人领着我们十几个应聘者乘电梯到了深纺工业大厦的十楼。在一个铺着红地毯的会议室内面试，我们一个一个地单独面试。叫我时，我心里着实紧张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如果老板愿意亲自见你，被聘的希望会大增。我一走进会议室就看见那个东北大汉坐在大真皮转椅上。他不过四十岁左右，但今日的富有和气派掩饰不住满脸的沧桑感。他放下我的资料，然后抬头看着我。他眼中有一种使人胆怯的咄咄逼人的威严。我不觉更紧张了。他让我坐在他身边，然后问我：“英语专业，有六级水平？”�

“对，我测试过。”�

“六级相当于硕士研究生，你的文凭是大专，本科课程只过了一半，这？”旁边那个家伙插嘴，刚才他在二楼就不想要我。�

“这个还骗得了人？文凭不等于水平嘛，”我大声说起来，“你到新华书店买本英语六级模拟题考一下我好了，上面有标准答案，谁都可以改卷。要不是分配时被官僚主义害了，我都是大学教师了。”�

那家伙一时语塞。东北人开口了：�

“莫好意思呀，我们公司暂时不需要翻译，但只要是人才，我一定要用，你其他方面怎么样？”他的口音确切地说是东北话、普通话和广东话的混合体。�

“我还可以做一些文员工作，会电脑打字、有资料翻译吗？”�

“有一点，但不多。这样吧，小高，你把他暂时安排在行政科。”他对那家伙说完又拿起笔在要求待遇栏上改了一下转身告诉我：“月薪一千元高了点，八百好啦。”�

“可以。”我回答，并尽量掩饰自己的激动。�

“这样吧，我们两天之内通知你，你回去准备一下吧。”说完他礼貌地欠了下身给我点了下头，又说了句“莫好意思呀。”深圳人一开口经常就是这句话。�

我感谢地道了谢，然后下了楼。我借了张信息表看了一下没有我的希望，就径自回酒楼。在华强南路路口露天人才市场有几群人围住手里拿着招聘信息的人，我凑进去，居然有招翻译的，后天在位于横岗镇的一家信息中心面试，我立即记下地址。到了酒楼阿超正要上街去为酒楼买灯泡，于是我们就顺便上街转转。我们出门向左拐，不远就是深圳著名的天虹商场，我们在里面转悠了好半天才买了灯泡回酒楼，然后又到“大拇指”去吃晚餐，阿超告诉我，他还要七、八天就回四川了。我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