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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说它是一座封建堡垒并不为过。”我说。�

“宝鸡也差不多，所以我也来了。”他说。�

“穷山恶水出刁民嘛。”我笑道。�

“以前在内地干哪行？”他又问我。�

“城堡中的城堡，机关小公务员，跑腿打杂混政府的饭吃。我是停薪留职出来的。你呢？”我说了又反问他。�

“那我就更是个刁民了，你还停薪留职，心中还有组织有纪律嘛。我是开溜跑出来的，什么手续也没有办。”他说。�

我望着这个并不健壮的北方小伙子问：“为什么？你不怕被单位开除吗？你以前在哪个单位上班？”�

“我是宝鸡一家国营机械厂的技术员，西部大学毕业，但没有拿到毕业证。”他说。�

“为什么？”我感到奇怪了。�

“学潮时栽了。我一时冲动跑到北京，还好没有正式逮捕我，但学校无论如何不给我发毕业证了，只补发了肄业证书。”他说。�

“我有个同学，当时也在北京，去时还带着女朋友，回来只受了个处分，毕业时悄悄给撤销了。”�

“那肯定是认罪态度好。”他说。�

“两口子一个是学马列的，一个是学历史的，懂得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力，认罪态度好。写的认罪书长达3万字，成了校方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反面教材，据说八九年后每年新生入学时都要学他俩合写的这篇忏悔书。”我想反正没事可做，不如和他抡圆了聊聊。�

“可能尽是些痛定思痛的话。”他乐了。�

“岂止痛定思痛，简直是脱胎换骨，洗新革面，泪水化作倾盆雨了。两口子引经据典，广征博引，分析总结出党在从陈独秀到王明到张国焘到高岗到林彪到赵紫阳的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就是：一小撮人的分裂冒险及其失败。而一些觉悟不高的人受了蒙蔽，听不出党中央出现了第二种声音，往往成为他们的政治牺牲品。他们最高明的地方就是极力证明自己属于受了蒙蔽的那一部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好心人办了糊涂事，强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热情地颂扬了党和政府母亲般博大胸怀和宽容政策。别人都把你比作母亲了，你还忍心对他下手吗？其实那家伙在高中时就对社会不满，出言不逊，口口声声要和公家平起平坐。我看你呀，可能是太憨厚了。”我说。�

“还是你们学文科的脑子灵活，我那四年没看什么社科书，整天就是学机械，把头都学得呆头呆脑的，一时转不过弯来，其实只要当时返校后认罪态度好，什么事也没有，有好几个问题比我严重得多的人都逃脱了。系主任是个女的，对我可好了，让我写认罪书写得深刻点，可我连一个字都不写，她几乎流泪央求我才敷衍了事，她还帮我润色修改，要不是她，我肯定更惨了。当时主要是思想上一下转不过弯，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机械事故。”他打了个令我意想不到的比方。�

“四川人都形容顽固不化的人‘倔得象老陕’。”我给他递上一支三五牌烟，又到旁边杂货店买了两瓶冻奶，他接过冻奶一边道谢一边问我：那时你在哪里？没有出事吧？“�

“我根正苗红，我爸爸专门赶到学校教育我，我只是凑凑热闹，瞎起哄，最多起了个掩护坏人的作用。我们学校开除了几个。”我说，“噢，倒忘了问你在工厂里是怎么回事？怎么出来了？”�

“我好歹分到一家国营工厂。我进厂后，起早贪黑，拼命工作，由于我是个有问题的人，他们对我还是有成见。保卫科、政工科的人有事没事找我谈话，公安局的人也时常打听我的表现我的行踪——我要定时汇报的。最气愤的居然是同行中人，那些技术科的人专抢我的成绩。我的技改建议一提出来就成了别人的了，别人晋升工资评职称，我却什么也没有，一出什么问题就往我身上推。反正成绩总是别人的，错误全是我的，我是个黑人。”他委屈地说。�

我已经没有心情给他讲我的故事，都沉默无语，闷着抽烟、喝奶。在这种场合和一个陌生谈学潮，有意思。�

在下午两点，他说他要到关外一家工厂去见工，互祝走运后就各奔东西了，分手后我才记起我们连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我到深纺大厦时还没有上班，过厅里聚满了人，有空调的地方更是水泄不通，难以插足。门口那个挺面熟的戴眼镜的小伙子正汗流浃背地兜售没有卖掉的盒饭，师兄长师妹短地叫个不停。我听见旁边有人在说那河南小子还是个中文硕士生哩，被炒鱿鱼后已经卖了一个月盒饭了。我找不到一块可以纳凉的立锥之地，索性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