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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子百家,它的历史状态是争鸣,学以致用就是要继承与发扬,意味着理论上要争鸣,实践上要争斗。孔墨显学在历史上是对立的,都是国学,怎么处理它们的矛盾?争斗是不行的,和谐社会不允许;和平共处就得改变它们原有的立场,那就堕落成伪国学,厚黑学;最好的办法就是争而不斗,鸣鼓而不攻,隔着一条大河,各自放烟花,即躲进象牙塔里研究,有来学而无往教,圈子里扯淡。
没有一种学说是完美的,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也没有一种方法是完美的,能集百家之大成而不矛盾。故而学术争鸣是真状态,实践而争斗是硬道理,一旦经世,在政教合一的中国必水火不相容。儒墨在先秦的历史上为什么没有打架呢?那是它们一直在扯淡,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外交内政都没有它们说话的份。春秋的外交是尊王攘夷,内政是鼎彝尊爵,诸子百家在政治上还不成熟。战国的外交是纵横家的天下,非纵即横,想圆滑,要么去死,要么隐居,所以秦与六国打仗。秦的内政是法家说了算,墨家弟子在秦,要么隐居,要么流亡,要么投降,要么去死。秦灭六国,还是法家的天下,所以秦皇焚书坑儒。汉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问题后面再谈),其它的要么去死,要么扯淡。
扯淡不是贬义词,有一个近义词叫清谈。不知道是谁说的清谈误国,这说法害人。清谈从来没有误国,实践反而有风险,有可能误国。宋襄公懂礼,敌军在河对岸,不攻击;渡河到中央,不攻击;刚刚上岸,不攻击;最终反而被击败。宋襄公如果仅仅扯淡,而不去实践,是不会误国的。赵括如果仅仅是纸上谈兵,坚持扯淡、清谈,写兵法,写小说,而不是率领四十万大军与秦决战,也不会误国。隋炀帝诗写得好,可惜他没有坚持扯淡,清谈“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而是实践建筑学的土木工程,丧国了。李煜词作得好,可惜他没有坚持清谈,而是将词谱上曲,让优伶载歌载舞,实践音乐学而误国。光绪皇帝要改革,不满足于扯淡,还有重大行动,废科举,无情地抛弃了戊戍变法时候上书支持他的那些公车们,五年以后便改朝换代了。孙中山是仁者,这没有什么错;要革命,也没有什么错;错就错在他用儒家思想去指导革命,用儒家的玉帛去对抗法家的干戈,不失败才怪,误国。胡适建议“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清谈大师,因为主义会引发武装冲突;鲁迅尽管说过拿来主义,还是清谈大师,他反对*示威请愿,“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请不要错误理解了猛士的外延,它不包括学者,学者这时该做隐士。共和国时期,如果反右派仅仅限于清谈,而不是掀起运动,不会损失了那么多仁人志士(更严重的是从此一段时期内海外游子视回归为畏途,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后来的文化革命,如果仅仅限于清谈,不会破坏那么多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既不适合立国,也不适合治国,只适合清谈(这个问题后面再谈),清谈不适合大众,更不适合革命。
回过头来说汉以来的儒学地位。不要以为汉朝是儒教立国的,这儒家倡导以礼治国,以德为政,叫皇帝要像尧舜禹那样“恭己正南面而已”,这天下争得还有什么益处,这皇帝做得还有什么乐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骗术,披儒家的礼服,罩着法家的兵器,即儒学为体,法学为用,其实治国还是秦始皇那套管用,只是接受教训笼络人心,给天下读书人一个归属,不管你此前属于什么子,什么家,既往不咎,统归于儒;这儒当然不是真儒,而是假儒,修正主义的儒,犬儒。
犬儒将忠信礼义孝悌廉耻的仁德修正为天地君亲师,把自觉执行的操守扭曲为三纲五常。本来殷人只有祖宗一元神的概念,周人维新将帝和祖分离,变为二元神。汉人复又合并为一元神,就是天子。真是不知量,这世间竟然会有人可以代表天,把龙的形象都玷污了。天地君亲师,皇帝是天子,天罩着地,君临天下,的确,还有亲和师,但亲师都得听天子的,还有什么独立人格。想不变质,就得清谈。
前不久长卿建议我批鲁老爷子和老毛,我不肯承认我没有勇气,找技术上的借口搪塞过去。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谁在朝,谁在野,一目了然。一个学术泰斗,小学生去批,一颗红太阳,小民去挨,无效且极不安全。占据学术或者政治的制高点,可以将前人的尸身打烂,所以倘若朱元璋要将朱熹搞臭,轻而易举,他是领导,可以发动群众;鲁迅要把段祺瑞骂得体无完肤,也是段活该,鲁迅是学术权威,各大报纸争相转载;郭沫若的资源就更丰富了,他可以将鸿毛吹上天。于丹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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