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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原因就在这里。显然，华莱士在未研究出自然选择理论以前就已经知道，达尔文试图在不了解物种和变种之间的区别的情况下解决物种起源问题。的确，达尔文曾借口说他在信中不可能叙述自己的观点，因此对选择理论只字不提，而我们在字里行间处处可以读到，华莱士是脱离达尔文而独立得出了选择的思想的；无论达尔文本人，还是他的朋友赖尔和虎克，都竭力支持这种说法。但是，为了准确起见，应该完全清楚地说明这种独立的限度到底有多大。

正如华莱士自己所讲述的那样，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到达了安波那岛以北的一个小岛——特尔纳特岛，在这里，他患了严重的疟疾，在疟疾发作时，他无法工作，他考虑了各种问题，特别是他早已从事的物种起源问题。他此时想起了他在十二年前读过的马尔萨斯的著作和马尔萨斯这样的想法：不幸、饥饿、疾病和战争妨碍着人的繁殖；他把这种解释用于动物。于是就明白了，动物中适应性好的就有活下去的可能，适应性不好的就要绝灭。他立刻感觉到，这种想法解决了物种起源问题和生物的适应问题。他把这种解释同拉马克和《创造的痕迹》的解释加以比较之后，看到他的这种解释比其他那些解释更合乎情理。当天晚上，疟疾发作以后，他把自己的思想大致写了出来，他还把它誊写了两个晚上；从而得到了《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类型的倾向》这篇论文。华莱士把它寄给达尔文，希望把“生存斗争”原则用于物种起源问题，这对达尔文和他本人来说，都是新鲜事。

毫无疑问，达尔文在他所有的信中，无论对于生存斗争原则，还是对于最适者保存下来的原则，都只字未提。而华莱士是在脱离达尔文的情况下独立得出这些原则的。但是，生存斗争原则在生物学著作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德坎多尔、赖尔和其他人都谈到过它。物种自然绝灭也是赖尔创立的。可是，重要的是把这个原则运用于新物种的形成。只有相信在变种和物种间没有原则性差别，变种能够变成物种，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关于这一点，华莱士在第一篇论文中只字未提。而达尔文给予华莱士的正是这一思想，华莱士在给贝兹的信中提到的达尔文那封信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华莱士在第一篇论文里论述的只是物种，而在第二篇论文里，就明确地论述到能够转变成更高级的个体的变种，从这一点来看就十分清楚。这种思想对我们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要是我们认为，不愿接受进化的主要原因是由宁普遍相信物种只是在一定的狭小范围内才发生变异。可见，一般认为自然选择（这一名称是属于达尔文的）的思想是华莱士完全脱离达尔文独立得出来的，这种看法必须在某种限度内说，因为关于物种和变种之间没有原则性差别的思想，则是达尔文提供给华莱士的。

但是，华莱士的思想同达尔文的思想的两相吻合当然令人惊讶。达尔文对此感到十分吃惊的心情可以从他给赖尔的信里看出来。

“我亲爱的赖尔：……您的那些威吓的话语——别人会抢在我的前头——已经得到证实。当我很简略地向您解释我们的自然选择和它依存于生存斗争这一观点的时候，您曾说过这句话。我从未看到过比这更为惊人的巧合了：即使华莱士手中有过我在一八四二年写出的那个草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简明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那些术语都可以成为我那些章节的标题。请把草稿还给我，因为他没有请我发表，当然我要写信给他，建议他把草稿寄给任何一家杂志去发表。因此，我的原著，不管它的内容怎样，将被毁掉，虽然我的书如果将来某个时候能有一点儿价值的话，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的，因为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这一理论的应用上了。我希望您能赞成华莱士先生的草稿，好使我可以告诉他您对他的看法”。

但是，不管多么巧合，却有一个根本差别，这个差别好象是达尔文自己在很久以后致赖尔的信中指出来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达尔文从家养动物的人工选择中得出自己的观点，并把选择的原则用到自然界。而华莱士所写的论文，则从断定在家养状况下得到的变种或多或少是不稳定的，并且是自然地经常地表现出要返回到原始物种的正常形态这一点开始的。在毫无保留地和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种论点后，华莱士竭力表明，这种论点不能应用于自然界中的野生动物，因而他在自然界中指出了生存斗争的作用。他举出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生物的数量与其说取决于它们的繁殖力强弱和凶猛的禽兽的多少，不如说取决于一个地方（往往同其它有限制作用的条件一起）在固定状态下能保证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