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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您对我的启蒙，恐怕也不会有今天。”邓丽君搀扶着年迈的常萌椿来到上屋的小客厅。

她将带来的一篮新鲜水果和人参，放在茶几上，然后她恭恭敬敬地扶住常荫椿坐在沙发上，邓丽君就像回到久别的家那样，对这里的一切极为熟悉。常家的儿媳进来为两人斟上香喷喷的木樨青豆花茶后，有礼貌地退出去。邓丽君打量着墙上常荫椿用了多年的一把二胡与常师母的遗像，心头酸酸的。她知道这些年来她的启蒙老师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孤寂生活，而他所教授的学生竟能一个个地唱红台北及香港的歌坛。相比之下，两鬓斑白的常荫椿显得有些可怜，邓丽君说：“您是一位对声乐艺术很有精深造诣的教授，本来应该得到更好的发挥，几十年来经您手里培养的港台歌星何止百名，然而……”

“我觉得你们有出息就是我的快乐！”常荫椿将目光移向对面墙上的一幅大照片，那是1971年他在这所宅院里与学生们的合影，其中也有邓丽君。常荫椿感叹地说：“我感到我的所有学生中唯有你最出色，当初听说你加入日本的宝丽金唱片公司，我还有些担心你去日本后会忘掉从前我教给你的那些有民族特点的东西。后来从报上知道你的日本歌唱得好，许多歌曲都是我们中国的歌词和曲调，就放心了，当初我总算没看错人呀I　”

邓丽君默然。她知道常荫椿教授所说的话中含有很深的寓意，1971年她还没有与日本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的时候，当时日本已有一些唱片巨商看中了她，并以重金聘她唱日本歌。在那年秋天邓丽君回台北探望老师时，常荫椿对她改唱日本歌一事表示过担心，曾经叮嘱她说：“丽君，千万不要忘记你是个中国姑娘。你只有记住这一点，才能为中国人唱好歌。”邓丽君深切地理解常荫椿的良苦用心，神情凝重地答应说：“请先生放心，只要我在歌坛上存在一天，就不会忘记我是中国人。”常荫椿释然地吁出一口气说：“那就好，那就好片所以，那一年邓丽君毅然地回绝了为日本唱片商灌制日本民歌的签约。

“虽然你后来真的去了日本，可是也没有让我失望，”常荫椿继续说：“在日本有一段时间，不知何故，你所唱的是英文歌。到了1974年下半年，我从电视上看到你明显地日本化了。因为那时你的歌儿简直就是日本女歌手小柳留美的翻版了。这样我就担心了，也就更生气了。于是，我逢人便说，丽君她开始不听我的话了。丽君，你大概不会计较我当时对你所说的那些过激之词吧？”

“不会不会，我怎么会怪罪先生呢？如果没有您，是绝不会有今天的我。”邓丽君完全知道1973年她应宝丽金唱片公司之邀，只身去到东瀛接受日本渡边娱乐公司正规训练之初，她最敬重的老师常前格教授在台北的公开场合对她的微词。那些言语流传到日本后，邓丽君一度苦恼过，甚至伤心地落泪。然而，邓丽君并没有任何对他的怨言，现在她听到常荫椿那路带自责自疚的感叹时，心中仅存的一点芥蒂也化为乌有，因为邓丽君难以忘记在10岁第一次登台时，常荫椿和她的谈话……

邓丽君记得那是1964年的夏天，自从香港著名电影导演李翰祥执导黄海调故事片《梁山怕与祝英台》在台上映以后，台湾各地便掀动了一次唱黄梅调的热潮。在这个小小的黄梅调民众演唱热潮中，邓丽君就是一个响应者。她天生的一副好嗓子，加之启蒙老师常荫椿的指教，成为众多黄梅调爱好者中的佼佼者。夏天，台湾的“中华电台‘为了顺应民众的意愿，破天荒地决定举办一次”黄梅调歌曲比赛大会“。”中华电台“的这一举动，立刻得到歌迷们的一致拥护。一时间，各地报名参赛者如潮，常荫椿教授认为邓丽君无论从演唱的功底还是表演的才能，均可以登台一争，所以，他就在未征得邓丽君及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代为向”大赛组委会“报名。而且很幸运的是，邓丽君作为刚10岁的小学生，居然在预选赛的前两轮，一连击败了数十名竞争对手，已经进入了决赛的前10名。可是就在黄梅调歌曲比赛的决赛前夕，邓丽君的父亲邓枢得知了消息，他百般地不许女儿参加比赛。邓枢的理由当然也很充分，那就是邓丽君由小学升入中学在即。邓丽君在进退维谷之时来向常荫椿教授求得援助。

常荫椿听到邓丽君说父亲阻拦她参赛的经过后，长叹一声说：“丽君，要知道你已经是接连两轮取胜，又遥遥领先的选手了，如果现在你半途而废，真是前功尽弃呀！”

邓丽君心中似有说不出的难言之隐，她欲言又止。双手掩面地啜泣了起来。

“丽君，如果你要中途退出赛事，我也无法强迫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