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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吧。更好的办法，是大家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让老百姓来判断。你相信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的判断，还是觉得他们很容易受蒙蔽？我觉得老百姓很有智慧。如果许多老百姓出来说我的理论纯属害他们，我会反省。其实，判断中国的富人中坏人的比例，有数据也没有用。谁贪污行贿后会告诉你、让你统计成数据？老百姓的直觉是最准的。再给你举个例子吧。来美国前，人们说美国黑人犯罪率高、文化程度低。有人见了黑人就躲。但是，有很多了不起的黑人存在。怎么能一棍子把黑人全打倒？道理是这么说。但我做了家长，面临真实的选择，我就把孩子送到白人多的学校。到动真格的时候，人就相信自己的常识。凭你的常识判断，中国各阶层中贪污*的比例，是否在富人中比较高呢？其实我数据也不是完全没有。我在文章中写了，房地产商这几年盖的房子，95％在隔热方面达不到中国自己的标准。那肯定是偷工减料了。省下的钱到了哪里？这不是显而易见吗？我一天到晚说姚明好，怎么能说我把“富人”一棍子打死？

再说，“富人”这个词，是茅老先用，我不过是跟着用而已。比如比尔·盖茨，我先看到他是一个企业家；姚明，一个有品德的好运动员。中国人媚富，全叫人家“富人”，还要特别地提醒社会要“保护富人”，把钱看成衡量一切的尺度。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价值失落。听这话，我确实有点恶心，没法沉默。

我注意到你对另一位网友讲的话：

1，为什么我对徐先生这次演讲很失望，但还要维护他？一个原因是还“感情债”，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对“茅薛之争”的回答是一种“政治成熟”的表现。贫富差距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最近底层确实有股“仇富”的暗流，茅老在这种情况下为那些“合法劳动致富”人说句公道话，何错之有？我说了，他即使有错，也就标题错了而已，就算老糊涂可以了吧！可薛先生来揪着别人不放，一点也不顾及茅老实际所做的，甚至也不顾及……中国的言论环境，这种做法你就怪不得笑蜀说你是“道德高调”了，而我呢，已经很客气，很含蓄了，我只是说他“政治不成熟”，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可惜他未能领会我的意思。

2、我认为茅老说的“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是“违背历史事实”，你纠正了我的看法，仇富是有的，但仇富的不是草根，而是专制*者。这点把我朦朦胧胧的意识点醒了，其实葛剑雄先生当年的《货殖何罪？》就谈到了这点——在秦朝和西汉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商人必须编入市籍，而当时的法律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废除了，但汉朝对商人的*非但一如既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主要是人头税）。到汉武帝时，还恢复了秦朝的谪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对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册，颇似*中的“黑五类”，连子孙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对这样不公正的政策，当时很少有人提出批评，至少我们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尚未见到。相反，从皇帝至大臣，从政治家到学者，无一不是以农业为“本业”，商业是“末业”、“贱业”，从事商业的人自然就是贱民了，所以对他们怎么做也不过分。对商人的限制和*，都可以看成为“崇本抑末”的措施之一，因而推行之惟恐不及。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4）

我不妨简略参与一下你们的讨论。

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基本合理。开发商想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还不许人仇恨吗？换你你也仇。只不过你是大学教授，不在那个地位上，但你不应指责底下的老百姓仇恨让他们倾家荡产的人。如果算一下基本权利被侵害的中国人的人数，究竟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如果穷人被侵害的数量远远比富人多，为什么不重点保护穷人？主流们心里的观念是：穷人的权利和富人的权利不是等价的。穷人手里有多少ＧＤＰ？被侵害就被侵害了。这是“效率优先”的必然结论。所谓“吴市场”一想到拆迁中的效率问题，就连市场价格也不要了。市场经济的原则放弃得如此之快！我已经提供了联合国的数据：世界贫富分化像中国这么严重的国家，就三十几个。看看这些国家，哪一个不充满了不正义？哪一个不酝酿着仇富情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