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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期的整个欧洲文学相配。如李时珍在前人基础上费时26　年编撰而成的《　本草纲目》　，其中收录了近2000种动植物和矿物药材，列举出8000多个药方。这本医典成书于1578　年，但已经谈到接种疫苗以防治天花及今天仍在应用的一些医药用品，如水银（汞）、碘酒、大风子油及麻黄等物。

另外一种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　开工开物》　亦于1637　年成书。该书作者为宋应堪，书中介绍了种稻、制丝、煮盐、制陶、开矿一、用煤、造纸、铸造兵器及其他中国前现代时期的生产技术与工具，井且辅以大量的图解。学术的繁荣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明朝建国以来，两百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社会物质经济的繁荣：农业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贸易与工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城市生活亦随之而繁荣起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书籍的刊行问世，更为普及的教育和更为精致也更为民主的都市文化，从这种文化中又涌现出更多的学者和官僚。不过，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亦日趋严重；为了维持统一的社会意识并确定学者的社会角色，这就需要儒家学者们想出相应的对策。

明代哲学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王阳明（　1472　一1529　年），其思想甚至在日本都有极大的影响。他一生仕途得意，提倡一套“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而与程朱学说相对抗。他创立的“心学”反对朱熹“天理”与“人欲”的二元对立学说，认为“心明便是天理”；　“心”与“理”为同一实体。这种思想与禅学颇有相类之处，可以说“心学”是王阳明在禅学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叛，因为他将重点放在了冥想与直觉认识之上。这样，朱熹在《　大学》　中提出的“格物致知”思想就得加以修改了。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的论点，认为“良知”即是“天理”，而“致良知”就需要静思以“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二但儒家所云的“修身”并不是像佛家一样要去除一切人欲，而仅仅是去除人欲中的“私欲”，而后发挥人本身具有的善良天性。王阳明将之发挥为“知行合一”的思想，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论点。这种观点一直被后世的中国和日本奉为圭桌，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缙绅阶级

有明一代共产生了2　。　5　万名进士，获得进士以下功名的人则大约有50　万名之众。这些人在中国被称为“绅士”，大约与英文中的“gentry　”一词同义，但后者内涵更为宽泛。“gentry　〃　（绅士）一词既可指一名绅士，也可指整个绅士阶层，并且有时带有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的内涵，因而词义比较模糊。严格说来，中国的绅士多指获得功名的个体。不过，由于在中国家族优先于个人，的确也存在着所谓的缙绅门庭（如该家族中有些人获取了功名）。而个人则在获得功名后方可列身缙绅。不过，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里，土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经济支柱，地主兼绅士的家族比比皆是。获得功名者与地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又重叠在一起的。

儒家政府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是因为在地方上缙绅义务履行了许多公众职能。他们通常居住在城镇中的深宅大院里，但与地方政府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很大的势力。作为地方上的要人，他们须负责许多在今天是由官员来办的事务，如筹款、监工等等。另外他们还负有维护道德、修缮当地孔庙和演习儒家礼仪的责任或兴建学堂、书院、编撰地方志，荒年时他们还得开仓贩灾，政局混乱时他们还可以自行组织、训练兵丁。在这些事务上他们都受到了官方的鼓励和认可，但并不能担任实职或收取报酬。这与其他类型社会中的某些阶级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古罗马的骑士阶级，现代美国的商人阶级，他们都是作为非官方的集团而发挥着地方领袖的作用：

与自私的机会主义者不同，政府一心指望增绅阶级能维护道德或鼓舞民气。为此目的，儒家的教条在孔庙仪式上一再宣讲，天子本人也一再发布道德训令。明太祖御制的六条训诫在1397　年颁布到了每一个村庄，其中讲到百姓应该孝敬父兄祖先、教导子孙、安居乐业云云。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动下，中国人伟大的向学传统就成为教化百姓的工具，而作为地方精英的缙绅则为乡居日常生活树立了楷模。尽管缙绅不等于世袭的门阀，但他们确实形成了一种精英集团，因为获得功名者及其家属不到总人1％　的2　％　，但他们却拥有下级官员都不具备的最高社会权威作用。

四、对外关系

外邦进贡制度

明太祖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