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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腾腾的声音是他们自己的想当然还是另有背景？我思来想去，觉得这声音决非空穴来风！此时的我就象一只受了重创的猎物，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一条逃生的路，甚至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但是，我很快就警觉起来——对革命的抵触比被革命抛弃更加危险、可怕！我的思绪立刻被扭了过来，眼前随即响起另一种心声：

“真金不怕火炼，一个革命青年，应该经得起革命的考验，只要自己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一定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最终承认和接纳。”当时我把这段心声庄严地记录在我的一个本子上，以为自勉（可惜日记本很快就被红卫兵抄走了）。

现在（近四十年后的今天）的年青人看了这几行文字，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而噗哧一笑。孰不知在那个年代，“革命”二字是多么神圣。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任何物，都力求冠以“革命”二字。只要与革命沾边的事就能畅通无阻，只有与革命投缘的人才是阶级兄弟。当时青春年少、满腔热血的我们，只要一想到革命就会激情澎湃！而我却常常为无人理解自己的革命情怀而深感委屈和苦闷。

运动按先城市后农村的顺序发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某天晚上，二分场（这时水塘头分场已并入了二分场）召开红卫兵成立大会，这就标致着二分场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式开始了。到会的职工和家属非常涌跃。会议开始，先是分场指定人宣读了上级有关文件；接着书记讲话，强调了贯彻上级文件、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最后由红卫兵负责人宣布二分场首批红卫兵名单。

虽然我早有预感名单中决不会有我的名字，但当宣布者念完最后一个姓名，确确实实没听到“金成”二字时，心里仍感失落。尽管别的四类分子子女也榜上无名，可我还是不能平静自己。我是个要求入党的人，现在连参加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不是说重在表现么？难道就没有一点区别对待吗？这天晚上，我通夜未眠。

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第二天清早，我刚起床，就有红卫兵找上门来，要我把所有的书籍、日记本、手稿都拿出来……。

我明白这是上门抄家来了。我感到震惊，红卫兵竟第一个拿我开刀！我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心里只觉得苍天不公。我知道这种时刻的严峻，进而一种恐惧油然而生，我只能压抑住内心的所有疑惑，连一丝一毫的不悦也不敢流露。

我住的是集体宿舍，几件破衣服就塞在床头，床底下一只长不足两尺，高不过五寸的小樟木箱里装着几本小说和我订阅了几年的《收获》和《剧本》—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把木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打开锁，说：“全在这里，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就这样，所有的书和那个小本子还有我的手稿全被抄走，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些东西了。

紧接着“四大”开始。我发现针对我的大字报并不多，只有一张是批判我那尚未出笼的剧本的，说剧本的内容反动，是对革命群众的污蔑。所幸这张大字报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孤伶伶地挂了几天就自生自灭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派系斗争，象烈火一样迅速漫延。省城南昌的红卫兵很快分成两派，一派的口号是炮打张青山，支持王树如，自称为造反派；另一派的口号是炮打王树如，支持张青山。也自称为造反派。两派都高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在相互的攻击中，前者斥后者是“老保”；后者骂前者是“反革命”。两派观点针锋相对，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不久，两个观点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农村。各地开始有人上路拦截过往车辆和行人，对不同派别的人进行阻挠和“教育”，特别是对省城来的人更是加倍警惕。

随着革命形势的“越来越好”，农村也开始向两派分化。这时从城市到农村两派都在争取中间力量。他们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这句口号接过来，篡改成“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没有中间路线可走”，甚至后面还咄咄逼人地加上一句：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此时，再不是以阶级出身划线，而是以观点论敌友，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观点相同，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那时我的心态是复杂的。有时好象有些思想顷向，有时又茫然不知所措。但我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所谓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走向。

沉默和回避不是我的性格。关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