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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谁来负这个责任？所以，我只能以生死去就力争。我同你有几十年的交情，我的心情你都不能理解，我还能指望国人什么呢？只有放声痛哭了。不过，袁世凯也留下了活话，就是说，王芝祥如果不带兵北上，也可以考虑任命他为直隶都督。这就为后来的风波留下伏笔。军队和地盘问题，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从此以后，人们慢慢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到了袁世凯死了以后，争地盘的军阀混战成了家常便饭。但辛亥时期，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意识到。

唐绍仪从南方组阁回到北京后，继续向袁世凯力争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柏文蔚担任山东都督，并且建议把张勋的部队裁撤，以缓和与南方军界的矛盾。他希望担当起责任内阁的责任，避免袁世凯与各方面之间的冲突。他敢于与袁世凯相争，对于总统府的公文，认为不可行的，也就予以驳回。他希望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履行总理职权，调和南北争议。对于裁遣军队，唐也主张南北同时裁遣，而不是单方面裁减南方军队。在袁世凯眼里，唐不过是他的僚属，现在竟然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的趋向，他讽刺唐说：“少川，吾老矣，子其为总统。”阁员中，袁世凯的亲信们也就疏远唐绍仪，没有把这个总理放在眼里，直接听从袁世凯的旨意，形同独立部门，甚至连国务会议都不屑参加。袁世凯并没有把《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度放在眼里。唐绍仪的政策根本无法推行，甚至连一个施政大纲都制订不出来。他也发牢骚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6月初，同盟会阁员和他商量辞职一事，他鉴于和银行团要签订合同，希望再等一等，不要误了国家大事。事实上，银行团一直吊着中国政府的胃口，唐绍仪也没有等到签订合同的那一天，在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的争议上，终于爆发了府院冲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3．唐绍仪出走天津（3）

王芝祥本是一个旧官僚，在广西任官时，对那些年轻的革命党人尚能同情保护，革命后又率部到达南京，所以，和革命党人的关系也不错。南京临时参议院直隶籍的参议员谷钟秀，不支持袁世凯任命的都督张锡銮，和一些直隶的议员们积极奔走呼吁，要求由王芝祥代替张锡銮。但直隶是袁世凯的根本之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过，袁世凯是个很有手腕的人，由于唐绍仪力争，他口头上也竟然表示对王也很倚重，现在不方便提早发表，只要王到了北京，就可以发表任命令了。唐绍仪得到了袁世凯的承诺，就在5月5日放心地发电报催促王芝祥到北京来。王是个做官的人，接到电报，就带了他的参谋长耿毅从上海乘轮船北上，经天津于5月26日到了北京。

这一下问题就来了。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在王到天津时，竟然发放传单，攻击王芝祥。一个叫做天津顺直全省保卫局的乡绅组织，也公开发电报给袁世凯，指责王芝祥作为北方人竟然主张北伐。直隶五路军界也于5月30日、31日连续发表通电，反对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袁世凯接到这些电报，振振有辞，一本正经地对军、民两方面各打五十大板。他斥责军界将校说：各省都督的职责，文武各部都要管辖，任免的权限，应该归中央主持。由军人来欢迎或者拒绝主管将领，那是唐末五代时候的恶习。民国草创的时候，有这样做的例子，现在民国已经统一，必须严格遵守军事纪律，服从命令。本大总统一再下令，军人不得干涉政治，你们的来电是违背命令的。以后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得越权干政。同时，他也驳斥民间来电，重申任免的权力应该属于中央。即使以后有法律规定人民可以参与，也要由法定的机关来办理。如果听任本省人民随意欢迎或者拒绝，势必造成党派分歧，互相冲突。那造成的祸乱，到什么时候才能平息下来？南方各省都督在改革的时候，是由军人拥戴的，也不是民选的。一旦解职以后，仍然是由中央任命的。他要求直隶都督把情况查明，如果是绅商学界发的电报，就好好劝导劝导，如果是坏人乘机捣乱，就必须依法严厉惩办。参议员谷钟秀读了袁世凯严厉申斥的电报后，就在参议院里就这个问题对政府提出质问案，指责政府没有按照南京临时参议院作出的决议案办理，申明直隶人公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是直隶人的合法权利，并且是经过总统和总理当面答应过的，等到王芝祥到达北方，就会任命。现在人已经来了，怎么可以半路上变卦了呢？如果借口人民不能公举而拒绝任命，将对天下人失去重大的信用，又蹂躏了参议院的决议案，民国的前途将非常危险。袁世凯的答复倒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说：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