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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民族主义媒体狂热地要求控制亚得里亚海地区,政治也从会议室移到了大街上。正在迅速壮大的激进派社会主义政党派出小分队,右翼民族主义者也不甘示弱。当反对意大利要求的杰出的莱奥尼达·比索拉蒂试图在举行于米兰的斯卡拉的一次国联###上发言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包括墨索里尼就在听众之列。一位意大利记者报道了后来变得十分熟悉的一幕:
然后,在特定时刻,似乎无形的指挥棒给了指示,地狱交响乐开始了。吱吱声、尖叫声、口哨声、牢骚声(很接近人声)和一切能想到的、假冒的野兽的嚎叫声构成了声浪的主体;但一个人,不,是一声爱国的呼喊不时变得清晰可辨并主宰了乱作一团的各种声音。他们在说:“克罗地亚,不!克罗地亚,不!”意思是说他们不想和克罗地亚人和南斯拉夫人成为朋友;他们还说比索拉蒂是克罗地亚人。
阜姆既代表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计划也反映了威尔逊反对这个计划的决心。这个地方看似不太可能在和会引起如此危机,不怎么美丽也不显眼,战前曾是匈牙利通往亚得里亚海的繁忙的小港口。和典型的中欧人口构成一样,这里人口构成混杂,有少量匈牙利人、富足的意大利中产阶级和主要由克罗地亚人组成的工人阶级。在阜姆,意大利人略微占多数,但如果算上附近的苏莎科沙岛,克罗地亚人就占多数了。战前,当地意大利人也许会感伤地谈起意大利,抱怨匈牙利当局,但直到1918年与祖国统一才成为可能。自称为“阜姆青年”的青年团伙突然出现在小餐馆,要求乐队每隔15分钟演奏一次意大利国歌并强迫所有顾客起立。
和接下来两年在阜姆发生的许多事一样,战争结束那段时期的事件成为意大利的传奇。据说,命名为亚尔古英雄(希腊神话,随同贾森乘亚尔古舟去海外寻找金羊毛的英雄——译注)的英勇的志愿者冲破奥地利的枪林弹雨,乘快船前往威尼斯拯救阜姆。美国大使所说的事实——五个来自阜姆的青年乘坐抢来的拖船横渡,被意大利海军误打——却被忽略不提。在停战协议的授权下,占领阜姆的意大利军队坚信阜姆应该留在意大利。一位上将说,外交谈判毫不相干,“这些谈论只是外交官和政客之间的辩论……阜姆属于意大利,将来依然如此……任何干涉都不能破坏意大利的权利。”
意大利突然想要阜姆是有实际原因的。巴黎的一位意大利代表坦率地解释说:“除非我们控制阜姆并把它的贸易转向的里雅斯特,否则很难维持的里雅斯特的商业。”作为一个标志——“亚得里亚海的明珠”——阜姆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非常重要。豪斯在日记中写道:“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一心想要这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城,其中意大利人刚过半数。”1919年4月,阜姆问题引起巨大骚动,奥兰多焦虑地对豪斯说,如果战争一结束就解决意大利的要求,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意大利人绝不会把阜姆强塞进协约条款。”
公众意见经常紧抓微不足道的目标。1919年,意大利又多了一个麻烦,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将阜姆作为自己事业的加布里埃尔·邓南遮。他矮小、秃顶、丑陋但同时非常迷人,他的演讲总能使人信服。他会问:“你们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吗?”人群大声呼喊,“会!”——正是他想要的回答。他是墨索里尼的先行者;用和他看法一致的尼采的话说,他是个超人。邓南遮还是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和电影制片人。他的勇猛,他对普通政客的鄙视以及他虔诚的民族主义情怀吸引了他的同胞。他对常规的蔑视、戏剧感以及激情似火的爱情故事使他成为闻名欧洲的浪漫英雄。16岁时,当他要卖第一部诗集时,他散布谣言声称自己死了,他很了解宣传的作用。他的生命就是一部传奇:当他光着身子夜泳归来时,他的情人,演员埃莉诺·杜斯穿着紫色睡衣正在岸边等他;他开会的书房里堆满漂亮且富有异国情调的小玩意。
意大利参战时,52岁的邓南遮加入骑兵团。虽然年事已高,但他却到处作战,在前线,在潜艇上,在空中(他也随便不辞而别)。在战斗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却赢得了英勇奖章。他最有名的轶事发生在1918年8月,他驾驶飞机盘旋在维也纳上空,满天抛撒传单,呼吁奥地利投降。于是在一场个人英雄不多的战争中,他脱颖而出。正好,意大利需要英雄。
邓南遮满怀激情地为意大利的要求奋斗。“残缺的胜利”这一词组就是他杜撰的。1919年1月,他在墨索里尼的报纸上发表了煽动性很强的《致达尔马提亚人书》。这封信严厉惩责了协约国、“威尔逊医生提供的让人虚弱的泻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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