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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慧性教育成果能够尚有所保留、并且存在下来的原因。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5）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成果，是通过什么教育方法获得的？中国的智能儒学对此就加以曲解，加以边缘化，加以否定，把这个本来是最良好的教育方法非教育化，从来不把它称之为教育，而是把它技术化。这正是因为中国的智能儒学无法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创西方智能文明那样，公然去宣布“我爱老师，但更爱真理”，剩下的一句话就是“Bye　Bye”，而与他跟随了将近二十年的老师柏拉图分道扬镳，完全摆脱、丢弃自己老师尚未形成完整教育系统性的内求法。研究了西方的哲学史，就可以看到，古希腊的这个“闲暇思维法”内求法，的确是没有形成系统性，根本不能与中国古代的慧性教育法的完整性进行相提并论。亚里士多德依据“我爱老师，但更爱真理”的信条，从此独立开创了智能演绎思维的外求法。

智能型的儒学，在中国所导演的慧性向智能的全面转换过程，在表面上看起来，那的确是显得既“仁义”，同时又合“礼仪”，其过程也相对隐蔽和机敏得多，以至于我们现代的文化研究者，也常常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陷入汉儒们给我们后代所构筑的“改造营”，从而对于秦代以前的历史，难以建立起正确的认知。研究时，同样会顺着他们设置好的这个杆子往上爬，同样去以智释慧，以智能解析慧性，以儒解道，而难以对道德根文化的真面貌进行正确地研究和认同。现在国际上，国外的学者都能够大胆地承认，我们现代思维方式与古代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不相同的，他们无法去解读。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却认为自己可以用智能的方法，去解读老子、解读黄帝、解读古代的慧性教育法所诞生的一切，连外国人的这一点自知自明，都不具备。这个文化差距，还是可以显示出来的。这是因为受到了儒学几千年乔装打扮的影响，根深蒂固。

为了使大家更能明确这里面的辩证关系，我在这里引述一个历史上曾经记载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对我们了解和掌握中国道学慧性思维法教育与儒学智能思维法教育的差别，是比较有帮助的。

明朝时期，大概在成化五年的时候，有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学士，是位举人，他名叫张升，他乘着一只船，北上京城去赶考。

这位举子平时就学习十分刻苦，惜时如金，在旅途中坐在船上也始终手不释卷，不忘读书。有一天，他站在船头上，摇头晃脑、吟哦诵读的时候，有位同船北上道家服饰打扮的人就踱到了他的身边，开口问他：“你为什么每天总是同样看这一本书，而且手不释卷呢？”

张升见有人动问，就很恭敬地回答说：“这个读书，必须反复温习才能熟悉和理解。”这个回答有没有道理呢？……很有道理，无懈可击。

但是，这个道士听完张升的回答以后，就拿过书来，将这本书迅速地翻看了一遍。然后就随口背出书中的内容，一字不差，就好像这本书的内容早已经烂熟于胸一般。

张升当时惊愕不已，像道人这种超强的过目不忘的记忆力，那是闻所未闻，自己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还是难望其项背的。他也明白了自己今天遇到了一位异人，遇到了一位高人，其能力绝不止于强闻博记的能力，可能还有其他更厉害的本领。于是，就急忙很谦虚地叩问自己今后的运程、命运。这位进京赶考的举人，当然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能不能考中，能不能金榜题名。　txt小说上传分享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6）

那位道家打扮的人士见他动问，就顺口说了一句：“你今后的命运中，会有三件大事情发生，那就是：中状元；买宅子；另外，会在滕王阁饮三天的酒。”讲完可能要发生的这三件事情，然后，这位道人打扮的人就不肯详细讲解了，默然不语其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张升果然如其所言，赴京考试就中了头名，当了状元。当了状元以后，众星捧月，就发财了，买了状元第的宅子，在京城住下来，做了几年的京官。但是，后来因为他敢于直言劝谏，而被皇帝贬于南京供职。南京是明朝的老都城，他在前去赴任的途中路过南昌，当地的官员因为敬佩他做人的人品和为官的官风，就在滕王阁里摆上酒席，邀其畅饮，果然连续款待了他三天。那位道家人士随口所言的三件事，无一没有应验。

在这一则历史故事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认为并不是那位道学人士预测判断的准确性值得人们去击节赞叹，没法赞叹，不必去追求那个“玄之又玄”。相反，值得分析和把握的应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