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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被党开除，并不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而是由于党的堕落，它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布尔塞维克的组织传统。这是党的错误，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倔强的陈独秀没有屈服，没有惊慌，更没有像日后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那样违心地反复认罪。他坚信自己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然而，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几个能知道陈独秀的悲剧正是联###内斗争在中国的延续呢？旁观者清啊！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顶头上司鲍威尔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外国人知道中共的背后，存在着俄国人的影响，但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斗争，不过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所作的生死斗争的一部分。在被自己手创的党剔除后的第二十五天，无所顾忌的陈独秀发表了披肝沥胆的《告全党同志书》，痛陈斯大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和党内的宗派主义等种种错误。五天之后，陈独秀又领衔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聚会，将党名改为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继续向国民党政权和斯大林主义同时进行战斗。彼时，“地下”的陈独秀怎么也想不到，也在同一时间里，中共中央也在西南的遵义城里的一幢黔省军阀的弃楼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权力再分配的极要紧的会议上，被苏联人指派担当中共领袖的那几个从莫斯科回国的后生们，连同牛皮烘烘的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已经被毛泽东联络张闻天、王稼祥等轰下台来，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走上了陈独秀所向往的独立自主的道路。连苏联人都不知道中共核心层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故，更遑论隐蔽于上海滩的陈独秀！两年后出狱的陈独秀，本来有可能与中共再续前缘，他所熟悉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博古、叶剑英都曾奉命与之长谈过，但最终他还是孤傲地留在了大后方，直至被混小子王明领头诬为民族罪人——“托匪”。其实，中共根本不想知道，出狱后的“托匪匪首”已经与中国托派决裂，他的思想牢笼已经彻底打破，他不再对斯大林个人进行深刻批判，而是对产生斯大林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反思，甚至连他曾引为同志的托洛茨基和一直敬仰的导师列宁，也不再迷信。这位顶着光亮头颅的中国人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

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时斯大林译为史大林、史太林——引者注），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他甚至连早年追随的导师列宁也提出尖锐的指责：

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

对自己的正在受难的俄罗斯“同党”托洛茨基，他的责问更是不客气了：

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6）

（“无产阶级独裁”）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有《离骚》。困厄中的陈独秀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没有放弃他对真理的追求！他极为深刻地说出：列宁、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的苏共领袖们所奉行的“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布朗基主义”，他要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与马恩之不同”！骄傲地称“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的陈独秀，留给了中国一份怎样宝贵的政治遗产啊！故人虽乘黄鹤去，但纵观中国的曲折发展史，哪一步没在印证着这位先哲的伟大与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