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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因此，大革命失败了，党的一把手罪责难逃！实际上，联共（布）中央压根儿没看上只有不足百名知识分子的中共，他们先去拉拢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吴佩孚，失败后又去联络占据华南一隅的孙中山，他们派给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比国民党人更不屑于与陈独秀们打交道。你要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们就指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起草的“九二八”指示）；你想让更多的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就批评你要“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鲍罗廷语）；你要愤然退出已经拿自己不当东西的国民党，他们的特使就专程从大老远的莫斯科赶至上海当面制止，后来干脆把共产国际远东局搬到了上海，以便当面管束你！你不是没提出反击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定，更不可能不想拥有自己的武装，但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一方面决议“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一方面却决定给广州的国民党“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九千支、机枪一百挺、手榴弹一万枚、一些掷弹炮、飞机六架和无烟火药等；给冯玉祥和岳维峻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五万支……”，从政治到经济，你都一无所有，所以，你徒唤奈何！等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指示”从鲍罗廷、罗易等洋人那儿传达过来后，你还有能力去让农民“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吗？还来得及“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吗？还有权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吗？所以，你，陈独秀，只能成为替罪羊，被罩上一顶昏天黑地的“右倾”大帽子，至今也不能摘除。

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但苏联人仍不放心他留在中国，于是，就召他去莫斯科“从事理论研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和回国自由，但陈独秀却“英明”地拒绝了。直觉告诉他，此去蓬山无归路。事后发生的一连串人间惨剧也真的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为掩饰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过失，不光抹掉了一个陈独秀，过后还把苏###内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一百六十多位高级干部残酷处决！这其中，就有许多陈独秀所熟悉的人，如鲍罗廷（驻国民党总政治顾问）、布勃诺夫（苏共中央书记兼政治局中国使团团长、曾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加伦（国民革命军总军事顾问）、季山嘉（军事顾问团团长）、加拉罕（苏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米夫（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罗明那兹（共产国际特使、八七会议的实际主持者）等，那位名噪一时的苏联政府特使越飞是被迫自杀的。而最早引苏共密使进入中国的我的山东平度老乡、苏###员杨明斋，曾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国共合作，想不到也在所谓的“肃反”中一并被杀害！当年拥护或反对斯大林中国政策的人，全都成了冤死鬼！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说得非常公道：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5）

但即使陈独秀被骂成了“取消派”，这位斗士还是不肯取消战斗。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5日，亦即他被淘汰出局近一周年的日子里，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要求接受托派的主张，改变由斯大林制定的中共“六大”政治路线。说来令人赧颜：上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竟是在苏联首都召开的，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全被接到莫斯科听训。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二十一位人士中，位于中央的不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等，也不是会后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工人代表向忠发，而是威严无比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同志和他当时的亲密战友、苏共负责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同志。苏联人直接上台了。斯大林无比庄重地告诉中共：尽管大革命被陈独秀葬送了，但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领袖头上神圣的光环照晕了人们的眼神儿，显而易见的矛盾说法竟成为“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然而，陈独秀非但“死不改悔”，反倒主动挑战，要党改变由英明的斯大林同志亲自制定的路线，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毅然决然地开除了这位前任总书记及若干追随者的党籍，行动之迅捷，甚至连“远方”也感到有些突兀。其实，在被自己手创的政党开除之前，已经有托派同志彭述之的妻子、早期中###员陈碧兰向陈独秀透露了这一消息。陈碧兰在回忆录中写道：

独秀听了我的叙述，怔了一下，然后用很简单的话语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回答我说：“假